“箱式治理”：自治、法治與德治的作用邊界與實踐效應
——以湖北省京山市鄉村振興探索為例

陳 濤，李華胤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湖北武漢430079)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盵1]32這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為促進鄉村振興、夯實鄉村治理根基，2019年6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六部委聯合啟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提出要堅持“三治”結合的基本原則，創新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有效實現形式。不過，鄉村治理實踐具有復雜性、系統性，治理結構具有多樣性。自治、法治與德治三者有何區別與聯系，“三治”結合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出來，什么樣的治理結構更有助于促進有效治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展。

1 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目前，學界關于自治、法治與德治結合的研究，產生了很多具有啟發性的理論成果?？傮w上，“三治”結合有三種理論模式：“三治”合一論、“三治”互嵌論、“三治”組合論。

1.1 “三治”合一論，即法治與德治圍繞自治合為一體，有人將其概括為“一體兩翼”[2]的關系。持此觀點的學者多是基于浙江桐鄉“三治”合一的治理實踐，他們提出德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的，以此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何顯明認為，自治是主體，法治和德治是兩翼，“三治”合一的關鍵是要將法治、德治落實到自治上來，“以不斷豐富的鄉村法治治理和道德文化治理的載體來完善村民自治的運行機制”[3]。徐勇也持類似觀點，他提出“自治以體，法德兩用”，即以自治激發基層和群眾的創造力，以法治合理規范群己界限，以德治強化對共同體的責任[4]。周天勇、盧躍東也認為，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首要的是推進德治建設，關鍵是加強法治保障，目標是提升自治水平[5]。

1.2 “三治”互嵌論，即自治、法治與德治相互補充與促進，猶如基層社會治理的“三腳架”[6]。在鄉村治理體系中，“德治是柔性約束、法治是剛性約束、自治是內生約束”[7]。向此德認為，“三治”融合是社會治理的“三駕馬車”，以法治提升治理硬實力，以德治提升治理軟實力，以自治提升治理內生力，三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基層治理現代化[8]。龍文軍認為：“自治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要求，法治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德治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要求，將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治理體系?！盵9]在此基礎上，郁建興提出整體論，他認為“‘三治’各有側重，有優先次序，但更需要同時發力、交織前進，以便發揮‘三治’結合的‘乘數效應’”[10]。

1.3 “三治”組合論，即自治、法治與德治以多種形式搭配。一是單一組合論。自治、法治與德治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實現次序，美國是先有自治再有法治，德國、英國則是先有法治后有自治，他們都缺乏德治傳統[11]。徐勇提出“寓法于治”[12]193，“將法律制度寓于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之中，將法律制度條文轉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行為和生活方式，法治社會才有牢固的根基”[12]196。二是兩兩組合論?！岸Y法合治”[13]、“德法兼濟”[14]、“德法共治”[15]一直是中國治國理政的古老智慧，“對于國家治理來說，單純的法治或單純的德治都有局限性，好的國家治理需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16]。三是三者組合論。就善治的質量和水平而言，單一組合小于兩兩組合，又小于三者組合?！白灾?、法治、德治還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強度進行組合，功能互補，形成無數的治理方式、無數的治理體系及無數的‘善治類型’?！币虼?，只能追求“最適宜的善治”，而無法追求“最優善治”[17]。

綜上所述，以上研究對于自治、法治與德治各自的特征與作用以及三者的匹配關系進行了深度考察，“三治”合一論側重法治、德治對自治的輔助作用，但法律與道德具有不同的治理取向，該論點沒有對法治與德治的邊界以及治理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叭巍被デ墩搹娬{“三治”的整體融合作用，忽視了三者在治理原則、治理邊界上的區別，自治作為一種治理方式受到法治與德治兩種規則的約束?！叭巍苯M合論更多地考慮在不同時空條件下“三治”的組合次序，但在實際中自治、法治與德治構成一個整體，三者都是鄉村治理體系的組成內容，“三治”結合的目標在于促進鄉村善治，不能簡單拼湊組合來分析?？傊?，三種理論體系強調“三治”結合，但沒有對“三治”的作用邊界進行深入探討。無論是“三治”的有效互嵌、結合或是組合，都不能忽視“三治”的作用邊界。

自治、法治與德治是三種不同屬性的治理方式，它們在治理原則和治理取向上相互區別。人兼具理智與情感，社會更是一個復合的道德、法律規則系統。在治理實踐中，自治、法治與德治三者既可能相互補充和促進，也可能會相互制約和沖突。因而，我們要審視不同治理方式背后所遵循的治理原則，進而分析三者的治理結構及其所產生的實踐效應。也就是說，通過分析自治、法治與德治在治理原則上的區別，透析三者之間的作用邊界，構建一個“三治”結合的復合治理結構，進而考察不同類型結構的實踐效應及其與鄉村有效治理的關系。

2 “箱式治理”：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結構體系

鄉村是一個生產生活空間，同時也是一個治理空間，自治、法治與德治在其內部形成了特定的治理結構。作為三種不同屬性的治理方式，考察自治、法治與德治之間的關系，需要透過治理方式的差異，分析其背后所遵循的治理原則。一般而言，自治既需要強制性的法律規范，也需要自愿性的道德規范?！白灾伪仨氁诜ㄖ蔚幕A上，而德治又必須在法治和自治的基礎上?！盵11]由此，法治確保法律邊界，德治為社會善治提供道德邊界，自治活躍在法律邊界與道德邊界所約束的治理范圍中，三者互為補充和制約，構成一個復合的治理框。

2.1 自治原則：自律與他律

自治是與他治孿生的概念，從自治的原則來看，自治是在他律約束之下的自律治理。戴維·赫爾德提出“自治原則”的概念，認為“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著個人可利用的機會，在這個框架范圍內，個人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因而承擔同等的義務;這就是說，只要他們不用這種框架來否定別人的權利，那么，他們在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時就應該是自由和平等的”[18]384。即是說，自治不是隨性的自我治理，它受到特定政治框架的約束。自治包含四個前提條件：一是每個人享有平等的自治權利;二是自治的機會與責任是對等的;三是自由參與民主決策;四是法律規則的確認和保護。在這里，自治原則具有兩個原則，一方面是他律原則，即法律對于個人權利與義務確認之下的合法自治，這是自治的外部約束。另一方面，自主治理還強調個人的自律行動，個人的道德責任不可或缺，這是自治的內生約束?？梢哉f，自治受到內部規范(自律)與外部規范(他律)的雙重約束。

在中國，鄉村自治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傳統，這既根源于鄉土社會的內生需求，也是國家治理簡約性的制度安排。關于中國傳統鄉村自治的范式與原則，聞鈞天認為是“專制政府與放任農民”[19]49，費孝通提出“雙軌政治”[20]275與“差序格局”[20]23。徐勇認為“家戶制”[21]30是中國的本源性制度傳統，家戶“剛性”與“彈性”雙重治理邏輯，使得“家國同構”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底色[22]。這均表明，鄉村自治會不同程度受到國家、宗族、家庭倫理以及農民性情等因素的內外制約。伴隨著現代國家建構，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逐步深入。直至人民公社體制解體以后，為適應農村社會自身的治理需要，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并最終在法律層面得以確認?？梢哉f，村民自治既是農民的自發創造和內生需求，也是國家的制度安排和外部規范，是內外共生的治理結果。

2.2 治理方式：德治與法治

自治內涵的自律與他律兩條原則，需要通過具體的治理規則才能夠實現?！胺ㄊ撬?，德是自律?！盵23]567自律原則是行動者基于道德準則的柔性約束，其治理取向在于激勵行善，它所對應的治理方式是德治。在實際中，它以道德的力量實現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治理效果。與之相反，他律原則是行動者迫于法律規范的強制約束，其治理取向在于抑制行惡，它所對應的是法治，實際以法律為準繩對違法者實施懲罰?！皩σ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盵23]200德治守衛道德邊界，突破了道德邊界就構成“違德”。法治守衛著法律邊界，突破了法律邊界便構成“違法”。

黑格爾在分析傳統中國時指出，“中國純粹建立在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24]122。他認為，在傳統的王朝時期，“皇帝猶如嚴父”，治國如治家，依據道德義務施行治理。韋伯也認為中國是一個家產制國家，“那些通過了測驗并受過相應文學教育的成員，則會成為家庭、宗族和鄉村的禮法事務顧問”[25]954。他們都看到了中國禮俗社會的一面，道德倫理是重要的治理規范。費正清在《美國和中國》中提出，中國的法律起源于對“天理”的觀念，“統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是法律來影響百姓的”，對于文明人“毋須繩之以法”，對于不尊教化的人“才需要實施懲罰而使其懾服”[26]109。所謂“正明賞罰”“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法禮兼濟”，這是中國治國理政的傳統智慧。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27]116。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7]133。

2.3 “箱式治理”：“三治”結合的結構體系

自治是在他律原則約束下的自律治理。法律為自治的他律原則，道德為自治的自律原則。即是說，自治無法脫離法治與德治而存在，三者并非獨立互嵌的關系，“三治”結合也不是要將三者毫無區別地融在一起，而是發揮法治、德治的功能促進自治，以實現有效治理。概言之，自治是在法治底線與德治頂線雙重約束下的治理。自治、法治與德治三者結合，構成如圖1 所示的“箱式治理”結構。通過這個結構圖，可以直觀地表示自治、法治與德治三個變量所組成的治理體系，并依據不同的治理結構劃分出不同的治理類型。

其一，在箱式結構中有兩條作用邊界與兩種治理方式。法治底線(n)以法律為基礎，它規定法律邊界，具有他律性特征。德治頂線(m)以道德為基礎，它規定了道德的邊界，具有自律性特征。異常值M′與N′分別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邊界，M′意味著“違德”，N′意味著“違法”。同時，線段MN表示由德治與法治所約束的自治全距，它說明自治具有一定彈性空間。也就是說，自治事務不僅可以用法治方式去解決，也可以用德治方式去解決。

圖1 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箱式治理”結構

其二，虛線四邊形ABCD為自治框，它在n線與m線所約束的治理范圍內上下位移，反應了道德約束(自律)與法律約束(他律)兩條自治原則，也表明自治的自主性。同時，自治線(l)是與治理全距(MN)的交點為中點(O)，其意義在于區分治理類型：當自治框騎縫自治線(l)，若趨于M點為“德主法輔型自治”，若趨于N點為“法主德輔型自治”;當自治線(l)將自治框上下平分，則達成了“德法均衡型自治”，也即“三治”結合的典型形態。

3 “箱式治理”的實踐圖景：以京山市鄉村振興創新探索為例

建立由自治、法治與德治三者所構成的“箱式治理”結構，其現實指向在于，需要完整把握自治所內蘊的兩條原則，均衡發揮自律與他律的雙向約束作用，注重將現代治理理念、手段和傳統治理資源相結合，促進鄉村有效治理?！跋涫街卫怼苯Y構對于當前基層治理的實踐圖景具有一定解釋意義，本文的經驗材料源于湖北省京山市基層治理創新的改革實踐。自2016年以來，該市以系統改革路徑引領鄉村振興，深入推進鄉村治理創新，探索實施“信訪代理”“善行銀行”與“灣長理事”，注重發揮法律與道德兩種治理規則的作用，結合法治與德治促進自治，健全“三治”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產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應。

3.1 引入法律與積分制度，拓展鄉村治理規則

從治理遵循的規則來看，一種是基于法律的外生性約束，一種是基于道德的內生性約束。在傳統鄉村自治過程中，主要是村規民約、道德倫理在發揮約束作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鄉村社會結構日趨復雜，僅僅依靠傳統自治規則無法有效化解利益矛盾。因此，在發揮內生規則約束的基礎上，還需要引入外生性的法律規則，以解決僅靠道德規則無法解決的矛盾。京山市注重發揮法律與道德這兩種規則的作用，拓展了鄉村治理規則的原有內涵。

一方面，以法律規則化解社會矛盾。京山市注重用法治思維和方式處理信訪問題。其一，技術革新凸顯法治理念。該市依托互聯網技術建立信訪代理平臺，從源頭上對信訪案件分流，將涉法、涉訴、涉訪事項逐一分類，再轉交相應部門處理。其二，方式改進體現法治思維。該市探索讓律師顧問參與信訪代理工作，并注重將信訪工作與平安村、和諧社區、文明單位創建相結合，將其打造成為提升社會法治水平的特色平臺。其三，流程辦理彰顯法治精神。信訪案件嚴格按照“登記受理、調查處理、辦理答復、上網歸檔”四項程序辦理，通過線上平臺實現對信訪案件辦理進展的全程監督，以此確保信訪流程的規范化與法治化。

另一方面，為發揮道德的激勵功能，該市在鄉村治理中引入積分管理，將個人行為管理與鄉村社會治理相結合。積分管理是一種行為管理，通過道德激勵影響人的行為。其一，多樣化的積分對象。除了個人、家庭和單位三類基本積分對象，各個村(社區)能因地調整。例如，鐘鼓樓社區內個體商鋪多、退休老黨員多，自主增設了個體商戶、黨員干部兩類積分對象。其二，差別化的積分標準。政府制定的積分標準涉及社會治安、公益美德和村(社區)建設等3 大類78 個子項，不同類型的村(社區)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修訂，如高嶺村嘗試將秸稈禁燒、美麗鄉村建設工作納入積分標準當中。其三，便捷化的積分方式。京山市注重創新積分申報方式，可以用微信、電話、QQ 等多種方法自行申報，方便人們“隨處可積、隨時可積、隨手可積”，真正將積分管理融入村莊(社區)治理。

3.2 結合法治信訪與德治積分，豐富鄉村治理方式

自治規則只有依賴于具體的治理方式才能有效實現。在鄉村社會中，有的事情適宜運用法治的方式來解決，有的事情則適宜運用德治方式來解決，德治與法治是促進鄉村有效治理的兩大方式，兩者不可偏廢。京山市探索實行信訪代理制，以法治方式將社會矛盾化解于法律邊界之內，又通過善行銀行的德治積分激勵人們參與，豐富了“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方式。

一方面，創新信訪代理。信訪是重要的民意表達途徑，以此防“違法”于未然，將社會矛盾疏解于法律邊界之內。京山市通過打通部門間職能壁壘，整合接訪職能，橫向協同代理，有效提升了矛盾的回應速度。一是依據職能分責代理。市信訪代理中心和鄉信訪代理站收到信訪事項之后，會依據部門職責進行事項分派，避免了信訪案件的存積問題。在村莊層面，根據信訪代理員的專長和性格進行分工，民生、環保、保障、扶貧等各類信訪案件都由專人專責專代。二是由多部門會商代理。凡是處理涉及跨領域的疑難雜案，則由市信訪代理中心主任、鄉鎮領導和村支書逐級協調，由主體責任單位牽頭，多部門集中會商進行解決。

另一方面，創新德治積分兌換方式。只有積分有效變現才能形成持續的激勵動力。各轄區根據實際情況，密切聯系群眾生活，探索出了多種積分兌換模式。一是積分變福利。在退休老干部、老職工、老黨員多的村(社區)，為積分靠前的人免費體檢、兌換公交IC 卡、授予錦旗等。二是積分變折扣。在商業社區結合年輕人對房屋租賃、求職招聘、商家優惠的需求，通過微信群發布信息，招募商家入住，讓積分變為購物的折扣優惠。三是積分變分紅。針對集體資產較多的村(社區)，當地結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工作，鼓勵以積分兌股份分紅。例如，東關社區每年提取5%的集體股紅利，按50%、30%、20%的比例依次獎勵積分排在前三名的股東。四是積分變信用。將積分兌換與金融扶貧工作相結合，如四嶺村通過開具“積分信用證明”，為本村的兩戶貧困戶爭取到了5 萬元的扶貧資金支持。

3.3 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提升鄉村治理效果

在法律與道德所約束的治理結構中，推進法治與德治有助于拓展自治的彈性空間。也就是說，以法治與德治促進自治，建立“三治”結合的治理體系，能夠整體提升鄉村治理的效果。京山市通過創新信訪代理與積分管理，暢通了利益表達，激活了自治參與，促進了鄉村善治。同時，又探索實行灣落自治，通過灣長理事鞏固并提升法治信訪與德治積分的實踐效果。

首先，京山市探索實施法治信訪，暢通了利益表達途徑，降低了信訪治理成本，提升了鄉村治理效率。一是確保信訪工作步入有序軌道。該市將信訪工作窗口延伸至群眾家門口，干部變被動應付為主動代理，部門從一家獨辦到集中聯辦，提高了信訪服務效率。這使得信訪人更加理性，從源頭上根治違法上訪問題。二是法治信訪維護了群眾合法權益?！敖釉L是交心，大事小事都能說;上訪是會友，有事無事歡迎來?！贝迩f的信訪代理員主動對上訪人進行心理疏導，使得利益表達更暢通，對群眾訴求回應更及時，信訪矛盾迎刃而解。三是信訪代理制的落實助推了鄉村治理提速增效。京山市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信訪代理網絡，通過源頭分流、差別處理、全程督促等方式，既節約了治理成本，也提高了治理效率。通過灣、村、鎮、縣梯級代理，讓矛盾能夠逐級消解。2017年全縣由灣長參與的糾紛調處達2 萬余件，調處成功率高達97.10%，將80%的矛盾直接化解在自然灣落里。

其次，京山市通過實行德治積分，規范了個人行為，激活了公共參與，創新了自治規則，推進了鄉村善治的長效化發展。一是德治積分有效規范了個人言行。京山市堅持“以獎勵為主”的原則，為主動參與環境保潔、維護治安等善舉加分，積極引導居民規范其個人行為。二是德治積分有效激活了居民參與。積分管理為居民提供了參與鄉村治理的載體，個人、家庭、商戶、企業、單位等都能參與自治。隨著積分制的推廣，居民對村莊事務的參與態度更主動，參與程度更深，參與能力也更強，達到了“人人能參與、人人想參與、人人會參與”的自治效果。三是德治積分建立了長效的自治規則。積分管理轉變了唯文本式的考核和空頭支票式的獎勵，通過數據指標實現了道德量化。同時，德治積分也有效培養了人們的程序意識、契約意識和規則意識，增強了個人的社會價值判斷能力，營造了良好的治理環境。

最后，京山市還通過創新灣落自治，促進法治與德治。由于行政村規模大、行政任務重，法治信訪與德治積分僅僅在村莊層面難以落實，為此，京山市利用自然灣規模適度、傳統延續、利益相連的優勢，探索在行政村之下實行灣落自治。由村民自主選舉產生灣長，灣長通過參加“碰頭會”“灣落會”與“鄰戶會”，發揮上下對接溝通，調節信訪矛盾，促進德治建設的作用。具體而言，一是灣長定期參加“村兩委”組織的“碰頭會”，收集與反映民情，傳達政策，協商決策，由此形成一種便捷、高效和持續的村莊代議機制。二是灣長作為信訪代理信息員，具有人頭熟、信息靈、情況明的優勢。通過召開由戶代表參加的“灣落會”，將灣落糾紛及時化解在源頭。三是灣長在年齡大、原則強、威望高的村莊“五老”的協助下，組織各家庭的家長召開形式靈活的“鄰戶會”，組織鄰里間的紅白事、農事互幫互助，化解鄰里糾紛，結合德治積分制度，激勵村民參與灣落事務，促進鄉風文明建設。

4 “箱式治理”的效應：失效、低效與高效

京山市推進法治信訪、德治積分與灣落自治“三治”結合的治理實踐，通過信訪代理制兜住法治底線，以積分制管理提升德治水平，以灣長理事制拓展自治空間，兼顧法律約束與道德約束兩條自治原則，形成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雙原則自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但是，法律與道德作為兩種自治“元制度”①劉建民提出，所謂元制度，就是制度設計中的第一原理，是所有制度設計的起點。，它們在鄉村治理中并不總是均衡的。兩者的不同關系會形成多種治理形態，并產生不同的實踐效應?！霸诓煌瑲v史時期，經濟社會基礎不同，治理思維、治理方式不一樣，效果也不同?！?“‘德禮’與‘刑罰’構成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元制度?！盵28]56不過，“禮法不是簡單的結合，而是由高有低，有輕重”[28]54。即禮法并用、禮高法低、德主刑輔，這是古代國家治理的制度起點。

在“三治”結合的箱式治理中，依據自律與他律兩種自治原則的次序，可以組合成多種治理形態。一是單原則自治，包括以自律為基礎的“道德自治”，以及以法律規范為基礎的“法律自治”。不過，單原則自治只是理論上的假設，在當下的治理實踐中，幾乎不可能單靠道德或法律規則實施行為規范，更多地還是在兩種原則結合下的治理，也就是雙原則自治。在雙原則約束下，可能是道德自律強于法律規范的“德主法輔型自治”，還可能是法律規范強于道德自律的“法主德輔型自治”，也可能是兩者達成平衡的“德法均衡型自治”。以上的幾類治理形式具有不同的邊界約束與治理成本，它們在實踐效應上也相互區別。

4.1 作用邊界：有效治理與失效治理

“三治”結合的目標是實現有效治理，這是鄉村治理的基本要求。有效治理是相對無效治理而言的，衡量實踐效應首先要明確作用邊界。在“箱式治理”中，法律底線與道德頂線共同構成自治的邊界約束，是有效治理與失效治理的分界線。也就是說，在邊界約束內的治理才是有效治理，逾越道德與法律邊界的治理為失效治理。這也是京山協同推進三項治理創新的原因所在，若單獨推進灣落自治，既解決不了村中的上訪矛盾，也無法激活自治的活力。之所以要明確自治的邊界約束，其意義在于：一方面，通過法律規范判定“合法”與“非法”，運用道德自律來判別“合德”與“違德”。如果突破了法律底線便構成“違法”，突破了道德底線則構成“違德”。另一方面，不同治理形式的作用邊界不同?！暗赖伦灾巍钡倪吔缡堑赖?，“法律自治”的邊界是法律，因為可能存在“合德卻違法”或“合法卻違德”的矛盾情況，所以其約束作用相對有限。不同于單原則自治，雙原則自治具有道德與法律兩條作用邊界，在其所約束的治理空間內“合法也合德”，因而它的約束作用相對更強，更可能是有效治理。

4.2 實踐效應：高效治理與低效治理

從實踐效應來看，有效治理還存在效應高低的差別，既存在高效治理，也存在低效治理，且兩者都屬于有效治理的范疇。在“箱式治理”中依據自治線來判別治理類型，即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組合狀況，它們在治理成本上的差異會導致實踐效應也各不相同。其一，在“德法均衡型自治”情況下，自治線將自治框上下平分，德治與法治在此達成均衡，自律與他律原則同等發揮作用，德法兼治的治理成本較低，并產生了較大的實踐效應，因而是理想的高效治理;其二，當自治框偏離自治線，在靠近德治的一邊為“德主法輔型自治”，此時道德比法律的作用更大，自律多于他律，即古代中國禮高法低式的治理。反之，當治理結構趨于法治一邊時為“法主德輔型自治”，法律較道德更重要，他律多于自律，即重法輕禮式的治理。后兩者的治理成本都相對較高，因而其實踐效應一般。不同區域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發展程度各異，因而適宜的治理類型也不相同，在少數民族地區或封閉的傳統山區更適合“德主法輔型自治”，而在沿海開放地區可能更適合“法主德輔型自治”。湖北京山注重發揮德治與法治的均衡效應，通過信訪代理抑制違法上訪，以善行積分來激勵道德風尚，發揮正向約束與反向約束兩方面的作用，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因而是相對高效的治理。如表1 所示，綜上三種治理形式在治理原則與主導治理方式上相互區別，由此產生了實踐效應的差別。

表1 “箱式治理”的治理類型與效應

4.3 治理彈性：有效治理的區間

構建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其目的在于實現鄉村善治。善治是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受國家與社會雙重因素影響。法治是基于國家法律原則的他律性治理，它是社會的底線。德治則是社會基于道德原則的自律性治理，它是社會的頂線。在京山市的治理實踐中，在村—灣—家三級治理單元中，村干部、灣長及家長兼具有信訪代理與德治積分的雙重角色，因而能靈活運用法律與道德手段。通過“碰頭會”“灣落會”和“鄰戶會”進行治理，增強了鄉村治理的彈性。法治與德治形塑了治理空間，其中法德均衡型自治是相對高效的治理。不過，“善治類型多樣，實現途徑多種”[17]32-38。最優治理只是理想的狀態，社會治理有復雜的面向。自治更多的時候活躍在“箱式治理”中，法治與德治的全距構成其彈性空間。因此，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結合的有效治理，應注意到在“箱式治理”中失效、低效與高效治理的差別，并賦予鄉村善治一定的彈性空間。

5 結論與討論

進入新時代，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實現鄉村社會善治，要求建立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從三者間的關系來看，道德與法律構成自治的邊界，自治需要通過法治與德治方式去落實?！胺ㄖ闻c德治的最核心內涵都是規則之治”[29]，自治包含自律與他律兩條自治原則，它是法律與道德規則約束下的彈性治理，三者互構成為“箱式治理”結構。它也體現在國家的治理實踐當中。村民自治首先以《憲法》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依據，自治是在法律邊界內的治理。同時，村民自治又是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制度，作為一種自律性活動，它也受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村規民約和家庭倫理等道德規則約束，尤其是在法律力所不及或治理成本很高的情況下，自治更離不開德治規范。因而，在法治與德治所約束的范圍內，自治會形成不同的治理類型與實踐效應，這也是一種彈性的治理模式。

在“箱式治理”結構中，法治與德治共同約束著自治空間，自治反過來又促進法治與德治的實現，“三治”結合旨在實現鄉村善治。促進鄉村全面振興，夯實國家治理的鄉村根基，迫切需要健全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進一步優化治理理念、治理規則、治理方式與治理主體。從湖北京山市基層治理創新的地方經驗中可以得到啟示，推進有效治理，需要完整把握自律與他律兩條自治原則，注重將現代治理理念、手段和傳統治理資源相結合，如引入法律與行為積分制度，挖掘鄉村傳統的村規家訓，拓展鄉村治理規則。通過寓法于治、寓德于治，豐富自治形式。當然，任何治理方式都依托于特定的治理主體，因而需要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并將鄉賢、“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勞模、老退伍軍人、老教師)等社區力量吸納進村莊治理過程，在開展具體的自治活動的過程中，培育并深化人們的現代法律精神與道德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