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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河流的方向

2020-09-22 10:14方欣來
湘江文藝 2020年4期
關鍵詞:譚嗣同瀏陽

老遠就聽見水響,隱隱的,透明的,讓我產生一種飄然入夢的感覺。隨著腳步的靠近,漸漸清晰起來,抬頭一望,一條寬闊的河流從層層疊疊的山巒里奔來,把河床鋪得滿滿的。清澈的水,裹挾著無數力量,白絲綢一般向著下游的湘江奔去,然后與洞庭湖匯合,一路千回百轉注入大海。這條河流經了無數的歲月,回到大海是它命中注定的方向。早晨的空氣薄涼,河面上仍有人在撒網,網一撒,水便活活地動起來;也有人在河岸邊淘米或清洗什物,水一舀,蕩開一圈圈漣漪,人的影子以及船的影子映入水里,一會兒化在里面了。這樣的河流,寬闊,悠長,不知融入了多少人的身影?此刻的河,一股腦兒把周邊的青山、樹木、房屋、水鳥和人的影子映入其中,納為其中的一部分。這個叫瀏陽的山城,有了一條河,仿佛什么都有了。

我來的時候正是江南的五月,天藍得深情,像被洗過一般,這是我見過的最干凈的山城:山靜靜站著,綠色也靜靜站著,人往水邊一站,恍惚進入了澄明世界。街頭行人不多,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從手機里百度出譚嗣同的故居就在這座縣城里。那一刻,仿佛聽到了時光倒流的聲音,像一條隱形的河流,目光里似乎出現了一只揮動著的手臂——“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為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不僅僅是一個聲音,更是一種由黑夜通向黎明的方向。

其實,從賓館到他故居的路,頂多二三里地,而我好像走過了一條漫長的路,穿過了重重疊疊的時間。一路上,腦子里無數次出現那些石獅、虎頭銅環、朱紅大門、琉璃瓦檐、青磚圍墻等等一系列江南水鄉的建筑符號。瀏陽這座縣城,說不上多熱鬧,尤其一到黃昏,顯得更加安靜,靜得有些讓人發慌。我不知這條離河水不遠的街叫什么街,在靜謐的夕陽里顯出不少古意。但往這座典型的大戶人家的門前一站,便知這條街一頭連著縣城的中心,一頭通往悠然而來又悠然遠去的瀏陽河,再遠一點,便是山外的世界。我無法確定它所處的準確座標,只知道這里處在一座城市的心臟地帶。風從長街的另一頭過來,輕輕掀動圍墻上干枯的雜草,恍若掀動一個沒落王朝的氣息。一抹夕陽從屋檐上垂下,不動聲色地涂抹在趙樸初書寫的“譚嗣同故居”幾個大字上,褐色的木質和橘黃的斜陽揉合在一起,很自然地貼近了一個故居的調子。

故居,一個流淌著血脈的地方,是他生命的起點,也是他精神的原點。

門檻一尺來高,油漆早已剝落,木頭的紋理清晰可見,仿佛時間枯瘦的筋骨。進門不遠處有扇高大的屏風,繞過去是天井,再過去是面積不小的廳堂。這樣的格局,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建筑風味,默不作聲地體現著一種傳統美學,展示出濃郁的儒家入世情懷。屋子里光線沉暗,透過門外射來的光,抬頭看見屏風頂端赫然懸掛著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大匾,我凝望了片刻,每一個字仿佛都有了重量,深深地勒進木質里,并非端莊、厚重、銀畫鐵鉤那么簡單,隱隱之間似乎能聽到刀劍的磕響。四個簡單的字,是起始,是終結,也是推倒與重建。匾額在黃昏的光里靜默著,一言不發,而我,恍惚聽見了那個時代的大音在響——一個人沿著一條河流在走向大江南北。

稍稍翻閱一下譚嗣同的生命譜系,不難發現,他是從兩千多年封建禮教和道統意識里破繭而出的叛逆者。這種叛逆,無疑是精神上的,并很早從他的身上表現出來。1875年,是他生命刻度里一個重要的分界點,這年恰好是湖湘精英人物左宗棠收復新疆的那一年,那時他剛滿10歲,拜在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門下學習經史。小小年紀,便對王船山、左宗棠的“經世之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對這兩個湖湘核心人物佩服得五體投地,尤其左宗棠那化入骨髓的至理名言——“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成為他日后的精神坐標之一。那會兒,他對當時依舊盛行的八股文十分反感,有一天,他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并“呼啦”一下,把那本線裝書甩出了門外。這一舉動,讓先生和他的父親深感意外。更為甚者,他還迷上了《游俠傳》《水滸傳》的雜書,對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無比仰慕和崇敬,以致于后來與“大刀王五”那樣的俠士成了生死之交。叛逆或背離常道,遠非常人之功可及,顯然是需要超常的膽氣和血性的。血性,人世間最起碼的本性,是撼天動地的正氣,與奴性或圓通世故格格不入。我雖是一個普通的女子,也迷戀血性,這血性有著氣吞山河的陽剛之美,如一場颶風席卷蒼茫大地,比如文天祥、林則徐、關天培、左宗棠,以及后來的鑒湖女俠秋瑾,哪一個不是血性的化身?“丹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隔著遙遠的時空,我依然能聽到骨血的錚錚作響。我不知那時的譚嗣同對歷史上的血性者作何評價,是否與他們同氣連枝?但我從故居墻壁上那幀發白的畫像,一眼就看到他眼神里堅定的執拗和深不可測的犀利,那雙目光,似乎洞穿了一個時代乃至一個民族幾千年來的陰霾。堅毅,清澈,還有抵達遠方的力量,這樣的目光沒有半點畏縮與軟弱,就像他筆鋒凌厲的書法。當我面對那早已風干的墨跡時,仿佛那樣的筆勢覆蓋了我的整個胸腔,透視了我所有的心思,似乎一筆一畫,都充滿了無限的力道。

譚嗣同的生命版圖寬廣無際,細想起來,最重要的只有兩個區域:一為京華,一為湖湘。盡管京華至今還保存著他的莽蒼蒼齋和兩棵合抱粗的梧桐,他生前在那里寫下了不少詩文,然而那個喧鬧之地缺乏的是水,缺少望一眼就讓人身心透明的清澈。似乎,冥冥中注定成為他生命里的荒漠。說到底,他的精神源頭在瀏陽,在瀏陽的那條大河里。從字面上解,瀏者,水也。我常想,那么長的一條河從很遠的地方流過來,左一繞,右一繞,縱使再多再大的山也會被它滋潤得水汽充盈。不錯,瀏陽是個山區,一路走來,我看見一座山挽著一座山,一個峰望著一個峰,山與山相連,峰與峰相望,在廣闊的天宇下組成曲曲折折的線條,呈現出粗礪、硬朗,富有張力和韌勁的圖畫。有人說,人的精神氣質源自故鄉的山水,是這方山水最生動的表達。這話不無道理,比如譚嗣同,他那一身錚錚鐵骨就是山的俊朗與峭拔,而他靈性、透明見底的一面,恰如門前汩汩流淌的瀏陽河。這條河晝夜不停用滿腔的熱忱在大山之間流動,在時空里奔跑,一個唿哨,便涌到了湘江。

站在“大夫第”的廳堂內,我的思緒不由在湖湘與京華兩地之間游走,就像譚嗣同的身影在大地上不停地移動。京華,在他的生命里不過是一種抵達,或者說一種出發,精神意義上的出發——要不從京華折回瀏陽,要不從瀏陽走向京華,他的生命就在這兩點一線之間運動。1884年,這是他生命中的轉折點,他在父親下榻的寓所里跟著名士徐啟先系統學習古代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也在這一年,認識了激進青年唐才常,其凸現出的憂民情懷和狂熱的救世熱情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源。那些日子,他們或舉杯談笑,抵足而眠,兩個湖湘熱血漢子,不一樣的家世,卻有著同樣的社會認知,酒杯一碰,便擦出巨大的心靈火花。不久,他不滿足于窄小的書齋,毅然從八大胡同的那個家里走了出來,開始必不可少的游歷,丈量著歲月與文化的長度。短短數年間,他的足跡在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地流轉,每走一地,除結交名士,還在一頁頁老紙上寫下各地的風土人情。滿眼的山山水水,人情風物,化作劍氣與悲憫,成為他身體的一部分,或許,對他而言,現實本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大書。

我不清楚到底是一條河在推著譚嗣同往前走,還是他在推動著一個時代的河流?那條晚清的大河在黃昏里百孔千瘡,到處泛濫著污泥濁水,甚至成為一條阻礙歷史進程的逆流。在這條落日殘照的河流里,有人沉睡,有人迷惘,有人做著昏昏噩噩的夢,當然還有不少人是清醒的。比如張之洞、黃遵憲、陳寶箴,不管他們以怎樣的姿態出場,目光卻是敏銳的,覺察出晚清大廈將傾的危局。1895年4月17日,大清的日歷上涂滿灰暗的色調,這一天,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軟弱派與日本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這是個喪權辱國的協議,在出賣祖宗和靈魂,用瀏陽話說,那是崽賣爺田不心痛。年僅30歲的譚嗣同聽到這個消息后,悲憤交加,揮筆寫下了《有感一章》:“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年5月2日,以康南海為首的廣東舉子策動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搞了個有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清政府拒和、遷都、變法等事宜。譚嗣同在憂憤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四處奔走,身體力行尋求救國的良方。

1897年春天,那是個江南草長、杜鵑花開的季節,他又一次回到了家鄉。他照例沿著洞庭湖進入湘江,一路溯水而上回到瀏陽。這是他無數次走過的路,瀏陽河是他心目中的一條情感之路。無數次,夢見自己走在楊柳依依的瀏陽河畔,清澈的水倒映著山的影子,白云的影子,還有祖輩的影子和自己的影子。他夢見自己赤條條地在河水里泅渡,在推動著一條河在慢慢移動,整個身子,哪怕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都浸透著濕漉漉的氣息。不用說,那是一條河的氣息,也是他自己的氣息。也許,更多的時候,河流與人同屬一個概念。

那年春天,他像河流一樣拐過九道彎,趟過五十里水路,來到湖南文化的輻射中心長沙。這是大地方,新的思潮在這里彌漫,他與陳寶箴、黃遵憲、江標、唐才常一道倡辦了時務學堂,自己擔任分教習,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致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以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為一片培養維新志士的沃土。同時,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變法維新,推行新政?!八越援敃r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就是當時的寫照。那段時間,湖南成為華夏大地上最有朝氣的陽光之地,也在這短短一年時間里,他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經典——《仁學》。對于《仁學》,我久聞其名,有著謎團一般的神往。直到在這座擁有六百多年歲月的廳堂墻壁上看了有關它的介紹,才略略了解一些消息。大體說來,這部著作糅雜了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他在書中指出,世界是由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因此稱他的哲學為“仁學”?!叭省笔侨f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這部著作,并非局限于當時,即便到了現在,也有極為深遠的指導意義,甚至永遠流傳的意義。因為他在做學問時,同尋求家國命運一樣有著直追物事本源的目光。

我們永遠無法弄懂一條河流的秘密。比如譚嗣同身后的瀏陽河,容納了無數大山的靈氣,無數個村莊的倒影,還有數不清的晨霜夕雪和風云變幻。我無數次想象著這個年輕漢子穿著一身白色絲綢長衫拖著一條誰也暫時還剪不掉的辮子,在發黃的木篷船頭穩穩一站的樣子,那一刻,水在四周蕩漾,船頭犁開一條水浪,聽得見水在嘩嘩作響,激起一朵接一朵的浪花。那些浪花是一條河的,也有可能是一個人的。人只有在行走的船上一站,一顆心才變得清澈透明,激情才像水花一樣飛濺?;蛟S,那一刻的譚嗣同站在船頭凝然不動,想起了莊子的那幅《秋水圖》,并把所有的思緒撒在水里,與水一起流動。又或許,他也像駕著船兒的漁翁一樣,把手搭在嘴邊,長長地喊一聲——嗬,嗬,嗬——!于是,滿河的喊聲在蕩,河也在蕩,一同在蕩著的還有他胸腔里起伏的豪氣。聽朋友說,瀏陽本地的土著大多是客家人,哦,客家人,我腦子里馬上想到堅韌,血性,不畏強權之類的詞語。這是一個民族少有的氣質。他們與大山作伴,或依水而存,伐木,打魚,甚至與入侵者搏斗,以血性捍衛著一座大山或一條河流。我不知譚嗣同的體內是不是流淌著客家人的血,是不是與他們一脈相連?至少他在船頭一站,能讓人聞到那種客家人具有的氣息。

1898年春天,是個好天氣。他也是這樣站在船頭上沿著瀏陽河的水路出發的,那是命定的方向,也是生命的一次大出發。只是誰都沒有想到,這次出發,竟成了生命的終結。

我不想浪費筆墨敘述那段用鮮血寫成的歷史,總之,“戍戊變法”或“百日維新”如一縷煙塵從時間的縫隙里消失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灰暗又最光明最慘痛又最激昂的話題。但有必要交待一個事實,這年6月20日至9月28日短短100天時間里,他輔佐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在封建思想意識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空氣下,使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新思想,在古老的土地上看到了一絲曙光。但最終由他主導的“百日維新”失敗了,敗在強權之下。不管哪一個封建王朝,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失敗以后,結果似乎都是一樣的,流放,殺戮,血,奔涌而出的血。

1898年9月28日那天的陽光,把北京宣武門的菜市口照得一片金黃,仿佛在指向某個具體的時刻,也把兩邊挨挨擠擠的老百姓的臉照得像一幅幅木刻的版畫。這是個歷史斷面中的鏡頭,永遠抹不去的鏡頭。那天,木制囚車從天牢里駛出,在望不到頭的街道上,發出咕嚕咕嚕的響聲,像一種沉重的嘆息從心里碾過。這聲音,與南方那條瀏陽河的嘩嘩水聲形成鮮明的對照。囚車里的犯人腳鐐手銬,衣衫破爛,長衫上染著斑斑血跡,但并不防礙他們明亮的目光和嘴邊掛著的一綹笑容。那笑,不是得意,而是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篾視,對強權的篾視與毫無保留的對抗,還有對一個民族未來的的寄望與期許。然而他們在一群群大刀長矛的簇擁下穿過長長的街巷時,這樣的笑容卻沒擋住漫天而降的菜葉和一盆盆潑灑而來的臟水,還有那些惡毒的謾罵。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想起袁崇喚就戮時,眾人爭啖其肉,一個長期倍受奴役的民族,竟麻木到以這樣的方式為自己的英雄送行?時至今日,我仍記得電影《戊戍變法》里的譚嗣同在天牢的墻壁上寫下的那首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然后,禿筆一擲,仰天長笑。那種氣概,有如魏晉時的嵇康面對劊子首的屠刀從容彈奏一曲《廣陵散》,然后從容赴死,死得何等風流瀟灑。然而時間,并沒淡化強權者嗜血的渴望,反而加重了濃重的悲哀。那個中午,陽光映在劊子手的屠刀上,一片雪亮。雪亮的光里,流淌著湘人血性的譚嗣同站穩了腳跟,挺直了身子,他把頭一昂,長發一甩,向著蒼茫大地連喊數聲: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等待那必然降臨的一刀。此刻的刀,成了個痛快的動詞,咔嚓一聲后,一片血光染紅了歷史的底片。也從那天起,歷史教科書上出現了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戊戍六君子”的名字。

陶潛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譚嗣同的死,猶如一顆星辰在天際隕落,卻把它的光明留給了世界。他死了,死于不肯低頭,死于頂天立地的血性。我猜測不出那時他的家人聽到這個噩耗,是怎樣地傷痛?只知道他的夫人李閏是個少見的奇女子,系清朝戶部主事李篁仙之女,自幼深受書香門第的熏染,善詩詞,通音律,當年譚嗣同“一劍二琴”中的“崩霆琴”與“殘雷琴”也是她用被雷霆折斷的梧桐做成的。那年,夫妻在瀏陽故居分別時,譚除贈以《戊戌北上留別內子》一詩外,還在別離前夜,用“崩霆琴”與“殘雷琴”對彈了一曲《高山流水》以依依惜別,想不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訣。丈夫喋血京華菜市口,對她來說無疑成了“崩霆”之痛,那種巨大的悲傷無法排解,只能淚向心流。然而她的內心堅強得讓人不可思議,非但沒被巨大的悲哀擊倒,反取“忍死須臾待杜根”之意自號“臾生”,在瀏陽境內開辦珠心算學,繼續著亡夫的遺志。即便到了現在,不少地方仍亮有“瀏陽珠心算”的招牌,倘若去聽一下算盤珠子拔動的響聲,估計又會想起百余年前的歲月以及那個一襲長衫踽踽而行的人。譚嗣同死了,年僅33歲,流淌著年輕的血,還有滿腔的報國熱情,他的腦袋還被掛城門上三天三夜,用朝廷的話說,叫做“以儆效尤”。時間仍在繼續,大清王朝仍在舊時的堡壘上茍延殘喘。只不過,10多年后,終于在時間的刻度上土崩瓦解,化為一縷蒼煙。這樣的結局,大概在譚嗣同從容赴死的那一刻早已埋下了伏筆。

據說他死后的第二年,親友想了許多辦法費了不少周折才將他的遺骸運回瀏陽,葬在城外的石山下。我不知他魂歸故里的那一刻,瀏陽河水是否也在嗚咽?可惜天色已晚,不能前去拜祭。倒聽旁人說,葬他的石山正好面朝瀏陽河水,走幾百米就能到達,中間隔著幾塊稻田和一叢柳樹,樹下是碼頭,停泊著一些船只,有機帆船,也有木筏子。我想,稻田、碼頭、柳樹和木船都是他生前很喜歡的,就算望一眼也心生暢快。說不定某個月夜,他會從墓寢里出來,穿過田埂柳林,踏上木船,再一次順著河水的方向出發。

方欣來,女,湖南岳陽人,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青年文學》《散文選刊(上半月)》《湖南文學》《長江叢刊》《散文百家》《當代人》《廈門文學》《人民日報》等各類報刊雜志,有散文入選《散文·海外版》,部分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試題。著有作品集《夏花微微開》、詩集《時光微瀾》。

責任編輯??? 袁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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