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的空間敘事：以蒙自的七個村史室為例

梁雪梅

（紅河學院 新聞傳媒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從文化文明來看，中國的農耕文明相比游牧文明具有更深的依鄉戀土情節，更加渴望血緣地緣依靠的倫理觀念。從歷史來看，“鄉愁”的媒介呈現首先是在文學作品中作為一種情感的表達而存在。比如，在古代《詩經》《樂府詩集》等詩歌作品中就出現過對故鄉、國家的離情別恨，唐宋邊塞詩中對故鄉的思念等主題。近代詩人余光中用詩意的語言，把抽象的鄉愁具體化，并且成為中學語文教科書中的名篇，反復詠嘆。隨著時代的發展，“鄉愁”在當代中國有了別樣的涵義?，F代化的發展，城鎮化和城市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和鄉土變遷問題，使人們的鄉土寄托表現為向往傳統村落的生態文明，追求具有鄉土味的和睦關系，同時讓鄉愁情感有了豐富的時代特征。2013年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城鎮化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1]?！班l愁”進入國家政策話語體系，與與城鎮化、生態環境同時聯系在一起整體思考，從而為解決“鄉愁危機”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滇南邊疆，城鎮化發展帶來的鄉愁無處寄托，催生了鄉村文化空間的鄉愁構建。鄉村空心化，留守鄉村的兒童、老人、婦女成為村民主力。大量農民外出務工，故鄉成為回不去的故鄉。原云南省委書記陳豪2018年率隊到紅河州調研時，提出“要重視村史室建設，留住美麗鄉愁，教育年輕一代，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2018年，紅河州制定印發《關于開展村史室建設的指導意見》，實施村史室（墻）建設“百千工程”。各縣市在每個鄉鎮選擇1個村委會建設村史室，以實現傳承文明、記錄歷史、凝聚人心、啟迪后人的目的[2]。截至2020年10月，云南省紅河州蒙自市已完成如下七個村史室：西北勒鄉朵古村村史室、芷村鎮查尼皮村村史室、冷泉鎮龍古塘村村史室、新安所鎮大沙地村村史室、鳴鷲鎮大永勝村村史室、文瀾街道玉屏村村史室、雨過鋪街道長沖下寨村史室。

通過對蒙自市的上述七個村史室進行實地調研和查閱文獻資料，以及對相關人員的訪談，在敘事理論的視閾下，探討村史室作為一種“空間敘事媒介”，在傳播鄉村文化，促進鄉村文化整合，提升村民文化認同等方面的功能機制，為新時代蒙自市各鄉鎮的鄉村文化傳播提供新路徑。

一 關于敘事學

20世紀60年代，敘事學作為一門學科首次被法國文藝理論學者托多羅夫（T.Todorov）提出，這一時期的敘事學也被稱為經典敘事學或結構主義敘事學，其理論來源為法國結構主義哲學思想，旨在從整體結構入手，探究敘事文學作品的敘述結構、敘述次序、敘事方式等等。敘事是某人向別的人，在某種場合，為某種目的，講述對于某人或某事發生了某些東西，是“有目的的（purposive）”“多層次的交流（multileveled communication）”。[3]基于經典敘事學，以及當代社會科學學科交叉融合以及空間轉向，敘事的含義超越了靜態的文字文本，成為為一個涉及符號、故事、方法、傳播、闡釋、空間、實踐的整體描述與傳播實踐行為,將敘事視為人類的一種重要的傳播實踐。神話、小說、歷史、傳播媒介、博物館等各種真實或虛構相關的再現形式，都涉及敘事理論的研究。在西方學者列斐伏爾、?？碌热说膸酉?，國內外學者也開始將目光投射于敘事中的空間維度，提出了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問題。

國內學者孫玉芳認為，作家的“敘事”與博物館的“展陳”有較深層次的同一性[4]，博物館的策劃、組織和實施也是一個創造性地“講故事”的過程。博物館不是物件的陳列與堆砌，當代博物館通過空間敘事跳脫出自然歷史的“時間性”，展現出新的聯系、新的秩序、新的權力。博物館是與物、與人的“總體化秩序”的縮影重構相對應的權力和知識的場所[5]，在“總體化秩序”的文化空間中，文化敘事鋪陳開來。當下在黨和國家政策指導下應運而生的村史館（室），從分類上來講屬于博物館，同時也是一種信息傳播的媒介,它通過展覽陳列來“講故事”，講村史，其中的敘事內容和方式亦可以用敘事學的理論所解讀 。

二 村史室中“鄉愁”的空間敘事要素分析

1.線性發展的敘事節奏與情節順序

敘事的節奏與情節順序是指敘事情節編排往往是有一定規律的邏輯組織形式，富有邏輯的敘事情節和順序能增強敘事內容的吸引力。猶如影視藝術中的“蒙太奇”手法，通過不同的情節安排順序呈現的故事多元性。在村史館的空間設計中，通過一定邏輯的文本、物件排序方式也會呈現出多元的效果，比如正敘、倒敘、插敘等。在7個村史館中，主要還是正敘的情節順序，對鄉村歷史、發展、未來展望進行線性的展線組織。比如查尼皮村史室包含“歷史沿革”“歷屆書記”“發展綜述”“未來展望”的陳展結構，朵古村村史展示按照“歷史沿革”“村莊概貌”“發展綜述”“未來展望”等部分依次展出，大沙地鄉村記憶館從“村情由來”“歷任干部”“衣食住行信的變化”，國家和鄉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當下的強起來，體現出歷史車輪滾滾向前。長沖下寨村史室也從“歷史沿革”開始，到“樹信心 未來更美好”結尾。這種線性敘事突出了村史館（室）的歷史時間的特征，通過“審視過去歷史”以期“指引未來發展”，從而告訴人們，“鄉愁”并非消失了，只不過鄉村中的“愁苦”不斷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正向的“未來式的幸?！?。

2.虛實相交濃縮展示鄉村歷史時空

在村史室中，敘事內容和媒介多元。除了文字以外，敘事媒介還包括其他符號象征物，比如從村民家中收集到的過去的照片，統計數字圖表，毛主席紀念章，政府頒發的獎牌獎章，還有縮微模型，比如大沙地村的農家日常生活室內場景的縮微模型，以及鳴鷲鎮大永勝村村史室中反映農村人畜共居的縮微模型等，這些象征物高度抽象地再現了過去鄉村的政治、經濟、生產和生活，使得村史室成為一個高度濃縮的“鄉愁”符號空間。此外也包含一些老物件，真實再現了過去的生產生活，比如蒙自地區傳統農家生活生產器具犁、耙、織布機、葫蘆瓢、背籮筐、簸箕、牛車、石磨等。也有反映時代變化的黑白電視機、老式自行車、BP機、電話機等等。村史館的建設中，通過向村民收集曾經使用過的生產生活用具、老物件，放置在館藏空間，注明物品的展示者姓名以表明“物品曾經的主人”，賦予了“物”和“人”真真切切的關系屬性和情感印記，能夠關聯當地居民共有經驗，營造具有“熟悉感”的氛圍，從關系角度借物敘事體現“身份認同”。筆者在長沖下寨村史室調研過程中，一個66歲的村民指著村史館中的一個地契說，這張民國二十一年的地契來源于他家祖輩。由此，在一個個村史室中，虛實交錯地通過符號表征、實物陳列，讓人有了傳統與現代農村的沉浸式體驗，拉近了物和人的距離，更拉近了當下與過去的距離。

3.以共產黨領導為起點展現革命和現代的鄉村政治圖景

在蒙自的七個村史室中，敘事的主題突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和現代性。查尼皮村村史室歷史沿革的時間軸重點突出了1928年10月在查尼皮召開的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及同年9月在查尼皮建立的查尼皮游擊隊——中共云南黨組織領導的第一支游擊武裝，并且這一部分主題名稱為“前世傳奇”。也突出了1958年以來的歷屆村主任、村支書?？梢钥闯鲈跉v史時期分區上主要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敘事為起點，重點敘述了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鄉村的發展變化。在大沙地村史室中有一個“站起來 富起來 強起來”的主題版塊，分別闡釋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的發展變化。在7個村史室中，都有介紹歷屆村支書村主任的章節，都有記錄政府表彰的榮譽墻，這些主題勾連了國家與鄉村，突出了鄉村基層治理以及農村現代官僚體系建設的成效。除此以外，通過現代性敘事與政治敘事的互嵌，大量的政策詞語的引用和本地化處理，繪就了一幅以革命為起點，不斷現代化的鄉村政治生活圖景?，F代性給鄉村帶來了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改變。在筆者調研村史室的過程中發現，這些村史室盡管建設在鄉村，但是室內異常干凈，這里的干凈主要指塵土少，沒有垃圾，物品擺放井井有條。

在調研長沖下寨村史室時，由33歲的村小組長給筆者介紹村史館，當天，他剛從村外趕回村來，他騎著摩托車，背著一個電腦包，包上別有幾支筆，他說：“我剛剛去取在網上買的花苗去了?！笨梢哉f，這是一個典型的有知識和文化的現代“中堅農民”，他們留守農村，正值青壯年，參與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正是他們，也給鄉村帶來了希望。

4.作為一種鄉村文化治理媒介的“鄉愁”

在這些村史室的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村史室文字圖片資料的來源問題。制作過程中，內容搜集主要模式是在各級政府機構主導下，號召鄉村精英（鄉村教師、歷屆村主任等）共同參與，搜集鄉村村史資料，包括村民口述、文件記錄、老照片、老物件等。對于這些文字、物品、圖片，村民在不涉及自身經濟利益時是比較樂意捐到村史室的，因為老物件一般不再參與現代農村生產生活，擺放到村史館后，物品旁邊還標明了老物件曾經主人的姓名，構建了村民“懷念過去”的情緒維度和自我身份的認同，并且轉化為一種引以為豪的社會文化榮譽和威望。筆者在大沙地村調研過程中，一位60多歲的女性村民便如是說：“這個BP機是90年代我家的第一個BP機，當時都沒有幾個人能用得起，因為太有紀念意義了，我就留到了今天?！笨梢钥闯?，BP機在當時屬于奢侈品，代表著當時一種較為“體面”的身份，保存下來成為一種身份的印證和記憶。在大沙地村史館建設過程中，新安所鎮政府與紅河學院人文學院達成校地合作協議，共同開展“鄉村記憶：大沙地社會實踐”，將學生的社會實踐課程融入大沙地鄉村記憶館的建設過程。師生共同參與，深入大沙地每個家庭中圍繞“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主題，進行采訪寫作，挖掘鄉村故事，產出訪談資料、圖片等成果，同時由廣告學專任教師和學生共同設計、施工，最終建成了大沙地鄉村記憶館。此外，紅河學院這一師生團隊還對朵古村村史室、鳴鷲鎮大永勝村村史室進行了設計施工。在其他諸如長沖下寨村史室、冷泉鎮龍古塘村村史室、冷泉鎮龍古塘村村史室的建設主要是采用黨政引領內容搜集，廣告公司進行設計施工。資金來源主要是鎮政府（及）以上的財政支付，文瀾街道玉屏村村史室、雨過鋪街道長沖下寨村史室的建設資金有一部分來源于村民捐款。

村史室建成后，主要用于提供各級政府、領導、機構單位的參觀來訪。平日不對普通村民開放，也很少自發性的鄉村公共文化活動。七個村史室的調研過程中，筆者每次到達門口都是大門鎖閉。村史室鑰匙的保管通常保管在村領導手中。朵古村和大沙地村村史室鑰匙則為了參觀來訪者方便，放在附近小賣部中?？梢钥闯?，“小賣部”在鄉村政治經濟生活中已經被賦權[6]，為鄉村基層文化治理提供了一種可能。大沙地村史館參觀記錄本上顯示，2018年5月以來，共19個單位，212人參觀，主要為省、州、市、鄉鎮政府機構、紅河學院部門及領導、媒體等。在長沖下寨村史室參觀留言本中，有周邊縣市單位的黨支部村史室開展主題黨日的活動的記錄。

可以看出，村史室中的鄉愁已成為鄉村文化治理的一種“媒介”。從地方政策初衷來看，根據當地政府相關文件如2018年《關于開展村史室建設的指導意見》、2019年《蒙自市“5+1”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等，村史室建設實施的“百千工程”，旨在突出新舊對比反映村莊變遷，讓群眾更加懂得美好生活是在黨領導下取得的，把村史室建成集“存史、資政、育人”等功能于一體，起到傳承文明、記錄歷史、凝聚人心、啟迪后人的目的。在村民參與方面，村民參與空間建設，主要在于資料物件提供，也參與空間管理，但也僅限于被賦權的信息集散地——“小賣部”中，村民作為實踐主體的空間使用活力并不高。村史室這一空間更多地是被政治主體、學術主體所使用，凸顯出工具性、行政化、產業化。鄉村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實體的互嵌程度高，在鄉村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傳承和文化治理功能，但也缺乏鄉村文化、鄉愁中活靈活現、有血有肉的部分。

三 結語與展望

通過對滇南中心城市蒙自的七個村史館進行敘事學的空間文化分析，可以看出，小小村史室（館）確實發揮著不小的文化和社會功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主張傳遞，以及村民的主動參與，內生出復雜的情感：或是“懷念過去”，或是認同自我，或是成為自身文化資本，村史室成為連接鄉村與行政、資本、社會機構的中介，成為宣傳黨的政策、教育、記錄村史的媒介。村史室空間中順延著歷史時間也超越了時間的線性，通過符號表征、實物陳列，讓人有了傳統與現代農村的沉浸式體驗，拉近了物和人的距離，當下與過去的距離，突出共產黨領導農村農民翻身做主的變化，展現了革命和現代的鄉村政治圖景。

當代的鄉村處在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文化與資本的張力中，鄉愁生發出混雜的意味，有懷舊、有認同、有資本，也有工具性。放眼未來，“鄉愁”研究要有反身性，不僅僅是“懷念過去”，還要“指引未來”。村史室（館）這一鄉村文化空間的實踐，使得通過村史室的“鄉愁”敘事成為鄉村文化治理的一種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反思，鄉愁敘事也中應突破抒發“懷念過去”的單一情緒維度，賦予鄉村自我審視的文化自覺。不能僅僅將村史室（館）建設變成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行政式擴張，而是要突出對農村活生生的文化生活的服務，突出村民在公共文化空間中的主體性和參與性，從而讓“鄉愁”去工具化，變得更有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