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戰略舉措與經驗啟示*

張欣亮 寧 波

(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234)

為了凝聚共識，協同促進教育行業的職業福祉，確保教師、學校領導以及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職人員”)都能在行使教育權力的過程中獲得尊重、認可與安全，2020年12月，澳大利亞教學與校務指導協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AITSL)在教育部的授權下，與各相關專業部門聯合研制并頒布《教職人員侵犯預防國家戰略》(TheNationalStrategytoAddresstheAbuseofTeachers,SchoolLeadersandOtherSchoolStaff)(以下簡稱《戰略》)，正式啟動保護教職人員職場安全的國家行動?！稇鹇浴芬晕宕箨P鍵領域和國家行動為主體架構，勾勒出針對教師職業的國家行動綱領，并與其現有的實踐舉措相融互通，借此回應與降低校園生活中對于教職人員的各類侵犯事件，確保教師職業的安全性、適宜性與幸福感。

一、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界定與危害

校園欺凌是困擾當今世界各國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問題，引起了眾多國家的共同關注與重視。早在20世紀中期，校園欺凌就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教育領域的一個重點治理議題。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現狀是各國在對于校園欺凌的治理實踐中，焦點主要集中于在校學生，把他們作為關愛、救助、幫扶的重點對象；而作為校園安全共同體的教職人員卻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涉及與重視，甚至不少國家在反校園欺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把教職人員預設為潛在的“施害者”，與青少年的“受害者”身份形成鮮明的對立與反差。這令教職人員在基本職場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還要處于被嚴加監管的境地，進一步降低了各類從教人員的職業安全感、幸福感與獲得感，最終影響到家校之間的協同共育與聯動治理。

(一)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界定

對于教職人員而言，他們在工作場所可能遭遇各類與職業有關或由其引發的身心威脅。本文所界定的侵犯行為實施方不包括教職人員之間所發生的沖突以及與勞資關系有關的事項?！稇鹇浴穼⒔搪毴藛T職場侵犯定義為：教職人員在工作場域所遭受的各類身體或心理上的侵犯或損害，包括來自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學校周邊社區成員的言語欺凌、騷擾、人身威脅或通過其他人際交往方式所產生的威脅、人身攻擊和各類暴力行徑。在顯性層面，職場侵犯涉及可感知、可察覺的肢體侵犯、電郵恐嚇或威脅等；在隱性層面，它涵蓋隱性的嘲諷、騷擾、誹謗、謾罵等。侵犯既有可能發生在校內的教室、操場或其他公共空間，也有可能通過網絡平臺對教職人員產生危害。就其本質而言，它是個人或團體持續地借助于言語、肢體或社會行為在人際關系層面濫用權力，給從事教育職業的個體或群體受害者造成身體或心理上的嚴重傷害。隨著網絡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網頁瀏覽、圖片查看、視頻傳播等方式越來越便捷，通過網絡或移動通訊技術對教職人員造成的網絡侵犯事件呈現逐年遞增趨勢。網絡侵犯經常與線下侵犯相結合，衍生成為諸如騷擾電話、掛斷電話等形式的惡作劇、侮辱性短消息、隨意公布私人信息、創建尋仇網站或在社交網絡上發起群體排斥行為。

教職人員在校園內外都有可能受到職場侵犯，嚴重的甚至影響教職人員的身心健康和專業表現。其特征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侵犯的施害者來源廣泛，可能來自學生、家長、護育、慣常惡作劇人，也有一些是獨立突發事件，這給界定職場侵犯的頻度、程度和廣度帶來了難度。同時，在侵犯事件中，大部分施害者是青少年，對其進行法律追責和定責的難度較大。二是侵犯的形式多樣、手段多變，既有肢體、言語上的侵犯，也有以虛擬平臺進行網絡欺凌、社交圍攻，使得職場侵犯表現出廣泛的存在性和時空上的延展性。三是受侵犯者自我維權意識與能力不強。部分教職人員甚至認為與職業有關的各類身心攻擊是職場生活的一部分，往往視其為“常態”并“默許”。因此，部分教職人員在受到侵犯時往往選擇瞞報或隱忍，有的還會擔心如果將學生的“出格”行為上報校方，學生的不良表現就可能被視為源自教師專業能力不足，反而令自身的教學管理能力受到質疑，影響個人職業發展。

(二)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危害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多元文化之間存在的利益沖突和選擇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也存在于其中小學教育中”[1]92。隨著學生來源與家庭成分的日益復雜化，各類教職人員每天都必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開展日常教學活動、維持學校正常運轉并與學校周邊的社區成員進行溝通交流，這無疑使得教職人員始終暴露在由不同文化、宗教、語言、信仰所構筑而成的“民族拼盤”中，進一步增加了因社會認知差異所引發的各類潛在職場沖突。而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背景使其教職人員職場侵犯變得更為復雜，也加大了應對與治理這類問題的難度。

近年來，由學生和家長對澳大利亞教職人員造成的各類侵犯事件居高不下[2]，甚至呈現出日益上升的趨勢。一項調查顯示，80%的受訪教師在訪談開始前的9至12個月中都曾經歷過欺凌和騷擾，并且超過半數的教師表示這類行為直接源自學生與家長[3]。而學校領導同樣可能遭受上述侵犯。2019年，澳大利亞職業健康、安全、福祉調研報告顯示，在2 385名接受訪問的學校領導中，有超過84%的受訪者反映在過去一年曾受到來自家長或學生的侵犯行為。而在遭受侵犯行為的校長中，有36.8%的人報告說他們直接遭受完全來自學生的暴力威脅，有24.5%的人說這些侵犯源自家長[4]。盡管在調查中發現校長所遭受的職業侵犯主要是言語攻擊，但是校長所遭受的身體侵犯個案數正在呈上升趨勢，其增幅從2011年的27.3%上升至2019年的42.2%[5]。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相對于3%的國際平均上報率，12%的澳大利亞校長至少每周上報一次教職人員所受到的恐嚇事件[6]。

如上所述，日益嚴峻的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現象已經嚴重威脅到澳大利亞校園安全建設，對教職人員的職業滿意度、幸福感和留任率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影響到了教職人員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ncy)，侵蝕著他們的職業自信[5]，致使多數一線教師和學校管理人員在課程教學和學校管理中感到壓抑和不安，甚至表現出行為緊張、身心疲憊，想要遠離教學場域、遠離師生交流。此外，由于校長所遭受的職場侵犯比例逐年提高，許多具有管理潛力的領導型教師(lead teacher)都無意擔任學校領導，令許多學校因無法招募或選拔出有意愿管理學校的教師而出現管理真空現象。而教職人員在校園生活中的“欠佳”表現更容易引起學生、家長乃至特定群體對校園管理和學校教育不滿意，使得“施害人”與“受害者”在對立抵觸的桎梏中始終無法明晰各自的定位和所應發揮的效能，最終結果是令學生淪為低效教育的真正受害者。

二、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戰略框架

2020年，澳大利亞在頒布《戰略》時，就明確國家行動的戰略意義在于：以國家政令的形式令國內相關部門進一步重視并采取措施應對教職人員職場安全問題，同時從聯邦政府的層面對各級司法部門、州府和領地范圍內教職人員的各類保障體系予以國家干預和有效補充，以確保所有教育從業者享有應有的職業保障。該戰略充分考慮澳大利亞學校多樣性的特殊背景并力求與已有的各類專業標準銜接統一，既注重頂層設計，又鼓勵基層探索，形成易于國家、地區和學校之間聯動維權的機制化預防模式。它尤其注重與司法等相關部門深度契合，為政策從文本走向實踐鋪平法治通路。

(一)《戰略》的目標愿景

為了有效促進相關機構共同致力于防止和緩解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戰略》以循證決策、共擔職責、創新驅動、基于優勢、國家響應作為指導原則，提出所有學校的教師、領導、校長和校方行政人員都是高度推崇的教學行業成員，他們理應在各自的工作場所享有安全感并受到應有尊重的愿景。它從四個方面設定國家整體工作方向。

一是提質，實現數據資源共享?！稇鹇浴访鞔_循證決策在整個國家戰略實現中的關鍵作用，將教育決策與來自外部系統研究中可以獲得的最佳研究證據相結合，強調將數據資源轉化為有用的佐證來指導實踐，借此提高教育決策與實踐的科學性，實現校園安全治理的“智慧化”場景。

二是賦能，推進政府整體協作。為了便于國家對教職人員權益保護的有效落實，《戰略》將教育職能的重心下移到州政府和相關地方機構，推行政府整體行動，強調組織資源的協調、溝通和增效，將國內各部門與學校、社區的優勢結合在一起，共同應對校園安全挑戰，確?！稇鹇浴穼嵤?，賦能國內教育部門發揮整體優勢。

三是增值，促進核心要素流動。為了凸顯工作實效并與現行的規章舉措有效兼容，《戰略》充分認可目前各州府和校區已經實行的維護教職人員職場權益的措施，同時與現行的教師專業標準、校長專業標準等行業標準相統一，使得各部門之間已經形成的優勢與經驗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并進入專業流通領域，令同質維度上所映射的核心要素在不同層面進行有效對接、轉化與增值，最終形成一個質性契合、互為支撐的連續體。

四是培優，打造創新保障體系?！稇鹇浴饭膭罡骷壵块T和專業人員在理解、緩解和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方面要有創新與創造性，旨在運用全新的方式解決教職人員職場安全問題，尤其是要基于現實做法與實際落差進行反思與改進，使得對教職人員的職場權益政策符合時代與現實需求。

(二)《戰略》的行動框架

《戰略》聚焦于構建循證數庫、維護職業福祉、夯實校區建設、提升職業地位和回應未來挑戰五個關鍵領域[5](見表1)，創新應對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方法舉措，引領全國利益相關者對教育從業人員職場權益保護的整體行動，打造校園安全協同治理的法制與實踐體系。

1.構建循證數庫

對教職人員侵犯方式的界定對如何衡量侵犯并建構預防機制與治理方案具有重要作用。確定一個國家范圍內統一、連貫的標準能在最大程度上涵蓋教職人員面臨的各類職場危機。為此，《戰略》首先要求在國家層面統一設定衡量方式與數據收集方式，定期收集、分析、闡釋和上報各類相關數據，基于證據的支持，建立循證數庫；同時，營造積極有序的上報氛圍，鼓勵教職人員報告被侵害事件并要求主管部門給予他們有效反饋，加強他們對上報制度的信心。通過循證所構筑的形成性追蹤、評控、反饋機制可以即時記錄各類侵犯事件的全過程，國家可以在實踐性反思取向下對各類侵犯事件進行階段性評價，實現數據驅動治理決策和數據支持下的教育定制化服務，進而對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現象進行提前預判、提前預警、提前防控，令任何一起職場侵犯事件所蘊含的各類信息都得以數據化、佐證化和共享化，使得預防與治理在良性循環中相得益彰(見表1)。

表1 《教職人員侵犯預防國家戰略》的行動框架

(續表)

2.維護職業福祉

教職人員的職業健康以及身心安全對于預防職場侵犯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稇鹇浴窂穆殘霭踩?、預防干預和職場能力三個方面(見表1)，構建包容性福祉視角，形成更為整體、更具意義的方法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其實質是將工作重心從事中保護轉向事前預防。它通過深入剖析與理解教職人員所面對的日常挑戰，主動建立長效預防機制，積極保護教職人員的職業福祉。

3.夯實校區建設

學校要通過提升校園安全管理領導力、改變校園環境和氛圍、搜集侵犯和反侵犯的客觀數據、加強與社區聯動、培訓教職員工和家長等多層次的方法(見表1)，夯實和諧校園建設?！稇鹇浴访鞔_指出，積極的學校氛圍是由校區內所有成員間的互信與支持關系、共同目標與行為準則以及校區融入所構成的。在學校、家長、學生和社區之間構建并維持積極的伙伴關系能孕育高質量的文化期待?！稇鹇浴访鞔_規定了學校領導在學校文化和校園氛圍塑造與維持中的主體職責與作用。他們需要為社區與教職人員進行溝通設定清晰的標準與期望，尤其是令家長和社區利益相關者融入學校生活，形成尊重、理解的家校氛圍，進而塑造并固化學生對教職人員的態度與行為。

4.提升職業地位

有研究顯示，社會對教師的看法與學生的學業成就之間存在重要關聯。認為自身受到社會尊重與重視的教師數量越多，他們的學生在PISA中排名就越靠前[7]。因此，社會應深入理解育工作者的價值與作用。通過與家長、監護人和更廣泛社區的互動來合理表達對教育工作者的尊重，能切實提升教職人員的職業地位，降低職場侵犯事件?！稇鹇浴窂纳矸蒹w察、外部影響和職業倡導三個方面(見表1)，打造“內生—外塑—協同"的發展路徑。它從教師職業的本質特征與屬性切入，明確教師對于學生個體發展的智力貢獻。而教師職業的內生性因素必須得到外部關聯主體的客觀支持方能得以充分彰顯，體現其社會價值和帶動效應。兩者的協同互進促使教師職業文化和社會認可發生深度變革，使得教師職業成為受社會推崇與認同的價值存在，基于群體互信逐步降低對教職人員的侵犯頻率。

5.回應未來挑戰

隨著教育輸出方式的持續變革，教育者與受教者之間的關系也在持續演變。過去十幾年，教學的本質已經發生巨變，隨之而改變的是教育者自身的認知以及職場成功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當社會的復雜性不斷沖擊并改變教職人員的核心功能時,其中一個較為明顯的轉變就是家長更為頻繁地向教職人員尋求各類教育學生的專業建議，由此衍生出家長期望教職人員提供課堂教育之外的支持與輔助。有學者將教職人員所提供的這類教育援助定義為一類廣泛的隱形課程，它涵蓋社會與人的發展、培養跨文化理解、自信與自律[5]。

為了回應家長和學生希望學校教育可以延伸至課堂之外、 校園之外的教育生活與校內空間能銜接一體的個性期待， 《戰略》提出教師職業需要更多的內外支持來引領創新， 主張合理運用現代科技， 為教職人員在由私人生活、 公共生活和專業生活交織的網絡中合乎倫理地因人施教而提供指導； 同時， 幫助他們在虛擬與真實交替、 復雜與抽象共存的生活中科學地應對網絡侵犯， 降低因現代科技引發的網絡侵犯(見表1)。

三、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舉措

(一)以多維行動為導引，設定國家政令脈動方向

澳大利亞為配合國家政令在現實中發揮效能，最大限度地串聯起司法、教育部門和地方政府，在《戰略》中以五項行動方案進一步細化政策的行動指向，引導各教育部門和機構在國家意志的促動下，切實開展保障教職人員職場權益的專項行動。

1.建立清晰共享的教職人員職場侵犯國家圖譜

數據是教育問責機制得以生效的基礎[8]?！稇鹇浴返膶嵺`基礎需要在全國范圍內有一種連貫、統一的數據收集與衡量手段，以便勾勒出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全國圖譜，監控其發展趨勢，分析不同地區的特定問題，并構建相應的分類問責機制、設定改進目標、制定改進方案。

2.定期召開全國性的各類專題性會議

澳大利亞要求司法、教育部門、專業團體之間必須建立溝通協商機制。為了促進司法轄區和相關部門交流合作構建平臺保障，澳大利亞定期召開全國性的各類專題性會議，分享彼此的專業意見與經驗，尤其是降低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倡議、舉措與手段，為各界及時更新舉措和探索新知提供契機。同時，有效監督《戰略》實施的相關情況，包括各級部門已經開展的教師職業安全工作、謀劃今后的行動方案等。

3.打造教育工作者的“集成化”中心

打造教育工作者的“集成化”中心，將職業福祉納入工作實踐。為了便于教育工作者對自身職場的保護形成共識，切實具備職場維權的能力，澳大利亞要求司法部門、教育部門、專業團體和指導委員會共同籌建“集成化”中心，由司法部門和教育部門選派代表確定中心的工作方向與重點。通過該中心的設立，為教師、學校領導和管理人員提供基于循證支持獲取職業支持的專業共享平臺。

4.開展提升尊重教師職業意識的活動

設計并開展全國性的活動，提升公眾尊重教師職業的群體意識。澳大利亞定期開展全國性的公眾活動以喚起并強化尊重教師職業及教職人員的群體意識，其所顯現的各類意義在積極的共享環境里逐漸轉化為公眾對教師職業的推崇與尊重。當這類群體意識最終成為社會共識時，教師職業的價值將凝固為一種特定的社會表征，吸引社會各界予以支持與呵護，防止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發生。

5.定期審核《戰略》的實施情況

為了確?！稇鹇浴纺軡M足實踐需求，及時對接教育的新變化，澳大利亞提出每五年復核并評價《戰略》實施的效力，掌握它在實施過程中的實際效力、作用機制和條件限制，進而確定《戰略》中各關鍵領域的提升方向，確保更好地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發生。

(二)以多方聯動為支撐，助力國家戰略對接實踐

1.家校共育:《戰略》實施的動力基礎

父母或家庭成員是對學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成員，而父母與教職人員的和諧關系不僅有利于學生學業的提高和社會情感的發展，而且能對教師、父母和社區產生積極的作用。澳大利亞在推行《戰略》的過程中，充分結合現有各學區正在開展的家校共育項目和舉措。在此基礎上，《戰略》立足學生和家長兩個方面，將基層實踐探索與頂層政令設計有機結合，為《戰略》實施提供動力基礎。首先，澳大利亞鼓勵有條件的學校主動出擊，與學生及家庭成員進行充分而有意義的溝通，實現校育入戶，讓學校教育成為家庭乃至社會教育的有益構成。例如，位于塔斯馬尼亞島的拉特羅布小學采用學生參與提示表，與學生家庭進行系統化的早教溝通，有效地克服了地域對家?；拥淖韪?，在家校之間構建透明暢通的聯系渠道，使得家長能及時獲取子女的學習進階情況，在緩解家長焦慮的同時，進一步促進學生有目的地學習[9]。對于教職人員而言，類似做法讓他們深度理解校區所在地域的社會文化背景，主動自覺地探究校園之外主導學生學業表現的各類因素。其優點在于可以有效地提高教職人員的自我效能感，形成有效的校園管理策略，促進學生和家長在收獲良好的反饋中增進對教職人員的信任與愛戴。其次，在學生中積極開展社會情感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SEL)項目，如包括動態監管、親社會技能、自我護理和整體健康在內的管制區項目，幫助他們發展理解、管理、表達自我情感的能力和對他人的同理心，以此促進他們社會情感的發展，培養他們具有愛心、寬容、同情心的品質。尤其是將家庭成員作為合作伙伴融入形式多樣的SEL項目，促使學生在家庭生活中也能實現正向情感的發展，幫助他們提高學業成績、增強社交和情感能力，降低抑郁、反社會和欺凌的行為。

2.跨界協作：《戰略》實施的專業紐帶

面對日益復雜嚴峻的職場安全形勢，澳大利亞在推行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國家行動中，重點關注與相關專業團體、機構和聯盟之間的協作，將更多的專業力量吸納到國家戰略的實踐之中?！稇鹇浴吠ㄟ^提供政策支持與資金幫扶，鼓勵各類社會行業機構或學區聯盟開展聯合實踐和專項研究，給予它們合法地位和成長扶持，促使政策實施與專業實踐相互促進、協同增效。首先，《戰略》鼓勵以學區為核心匯聚社會團體力量，聯合實施項目化的學區融合活動。以雷德克利夫州立高中為例，該校由校長牽頭，由國家慈善機構School Plus提供啟動資金，聯合社區內具有不同背景的成員和工商業團體，發起名為“傾聽、善言、握手”的互尊項目，旨在給予并展示如何建立并表達人際尊重。項目邀請家長作為學校與社區之間的聯絡人，在社區成員的支持下，在灣區內已經擴展到13所學校共同參與[10]。其意義在于通過招募、教誨、賦能家庭聯絡員作為“局內人”，在學區與社區之間構建起縱橫關聯，提高社區對學校的理解與認可，產生集團化聯動效應。同時，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家庭成員和社區以傾心聆聽、友好溝通、攜手共進的方式率先示范，營造尊重青年一代的和諧文化，使年輕人可以在被尊重中習得如何尊重他人，成為勇于創造、尊重他人和積極貢獻的社會成員。其次，構建多層級、立體型專業團體，協同解決各類校園安全事宜。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澳大利亞將校園安全治理重心下移，基于區域內專業團體來應對各地復雜的校園安全問題。例如，維多利亞教育與培訓部轄區內有2 263個學校，超過100萬學生。受其支持的復雜事務支援小組(Complex Matters Support Team,CMST)配備首席咨詢師與校長直接對接。在校長發出請求時，首席咨詢師即刻與校長對接，提供專業指導與建議(如準備與家長復函、起草通訊稿、設定會晤議程、緊急事態發言提綱等)。然后，團隊成員陸續跟進，減輕校長的工作壓力與負荷，協助他們有效應對復雜的突發事件、與家長開展有效溝通[11]。澳大利亞首府特區教育局覆蓋89所公立學校，涉及4.9萬名從早教到中學階段的學生。其轄區內的職業暴力與復雜案件管理小組(Occupational Violence and Complex Case Management Team，OVCCM)負責校區內的教職人員突發事件[12]。OVCCM由職業健康與安全專家和健康協會人員構成，依托“Riskman"危機上報與管理系統為各類教職人員提供預警與幫助?！癛iskman"通過評估矩陣給各類教職人員侵犯事件所涉及的指標數據進行評級和追蹤，繼而實現前瞻性的預測、警示與干預。一旦系統中所涉及的數據信息發生異動，它都會進行動態跟蹤與實時預警，如果危險等級持續提升，就立刻由專業團隊進行介入干預。OVCCM的優勢在于將所有涉及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關聯主體都納入系統管轄，將數據信息轉化為有價值的干預決策依據，對突發事件予以實時管控和靶向管理。其有效性能切實提高教職人員的信任感與歸屬感，促使他們及時將個人所遭受的侵犯事件和情況予以上報，形成積極有序的職場上報文化，使教師與學生并置構成校園安全的治理重點。

3.司法介入：《戰略》實施的法制保障

隨著學校教育法治進程的推進，以學校為訴訟主體的校內外關聯案件逐漸增多。司法適度介入學校內部治理，有效保障教職人員的基本權益，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的社會共識。由于學校的特殊法律地位，使學校在涉及司法權力時兼具“教育行政權”與“學校自治權”的雙重屬性，這意味著學校在司法審查上涉及行政自主權、司法審查必要性和學校自治權三個方面的權衡。為此，學校對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審查面臨著司法介入范圍和限度的雙重考驗。

澳大利亞在實施《戰略》過程中，讓司法管轄等部門介入國家治理行動，使司法制度成為對學校自治進行調節的一種管理機制。這遵循了法治干預與學校自治相平衡的原則。對教育工作者、學?；驅W區而言，司法管轄有效介入校園安全治理是國家制度的權威體現和效力基礎。澳大利亞鼓勵有條件的學區與所在地區司法管轄部門建立合作關系，將學區內教職人員所遭遇的各類侵犯事件以事件、地點、頻次等類別細分后，歸類上報司法部門登記入庫。同時，由學區法務部門將司法部門的專業反饋進行校內備案，并適時地將部分建議與提示轉化為相應的校本制度或管理規定，在一定范圍內向校內外相關人員公布，明確侵犯行為的性質及其所對應的懲處尺度。這就使得原本被動的事后上報逐漸發揮出積極的警示干預作用，對教職人員的職場安全能達成良好的保護效果。

(三)以多元培育為基點，提升教職人員主體效能

有研究顯示，教職人員在防止校園侵犯中承擔著至關重要的主體作用，他們在回應各類侵犯行為中所展現出的自信程度能切實降低同類事件的發生頻度[13]。然而，如何有效應對各類校園侵犯，尤其是利用社交媒體和在線平臺所實施的隱性網絡侵犯行為，是教職人員必須面對的復雜挑戰。為此，教職人員需要借助于系統方式有效識別侵犯的形式及其危害影響。他們更需要專業的職場知識與復合技能處理各類常規以及由現代技術所引發的侵犯行為，成為自身與學生的守護者[14]。

澳大利亞將教職人員預防各類侵犯行為視作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環節。在其《國家教師專業標準》中就圍繞營造和維持支持性和安全性的學習環境，對在職教師做出了具體要求。自2018年開始，澳大利亞已有25 000名教師對照國家標準，參與自我評估測試(Self-Assessment Tool,SAT)[13]。根據相關測評反饋，澳大利亞推行自評選課與統一排課相結合的方式，給予教職人員，尤其是一線教師多元化的知識體系與培育方案，提高了他們維護校園安全的自信與能力。首先，澳大利亞鼓勵各類教師對照《國家教師專業標準》進行在線SAT測試，幫助教師了解自身專業表現，識別并反思個人不足，形成自我報告。SAT所進行的表現性評價能基于教師的情境反應對他們未來專業學習做出合理規劃，提供針對性的學習建議與發展路徑。根據研究測試報告內容，教師能從專業能力動態發展中明確自身在學生行為干預等方面的真實圖景，進而在完全自主、自愿的情境中選擇適配的培訓項目與課程，持續建構對干預舉措的理解認識、干預資源的創建與使用和干預措施的規劃設計。其次，澳大利亞委托教學與校務指導協會(AITSL)等專職教育機構開發各類培訓資源，以預測與干預雙重目標為導向，幫助教職人員全面掌握管理學生行為的實踐技能。例如，AITSL研發的My Induction應用軟件提供大量管理課堂行為、進行早期預警干預的案例資源和實用方法，指導教師基于教育數據信息早期診斷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行為特征，幫助他們快速精準甄別學生潛在或業已出現的問題端倪。該軟件同時提供菜單式“題庫系統”，供教師模擬操練如何管理學生的擾亂行為、掌握預警干預流程與工具使用等多種實用技能，打通將數據信息轉化為操作能力的實踐渠道[15]。

四、啟示與建議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指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16]。要造就黨和人民滿意的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隊伍，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首要條件就是要保障各級各類學校教師的合法權益，提高教師地位待遇，尤其是他們在施教場所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營造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

從澳大利亞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現實經驗中發現， 維護教職人員在工作場域的合法權益是營造學校紀律氛圍的重要基礎。教職人員是校園一切教育活動順利開展的人力保障與實現基礎， 其身心健康能為學校最大限度地營造有利于學生終身發展的紀律氛圍。在面對日益嚴峻的教職人員校園侵犯問題時， 澳大利亞一方面加快了防止校園侵犯政策的制定步伐， 健全依法治校的全員機制， 通過國家統一督導、司法介入與聯合執法， 將保障學校教職人員職場安全問題上升至國家層面， 并輔以具體、可操作的應對策略， 促使國家層面的指導意見成為確保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治理的合法性與規范性的制度基石與操作指南；另一方面， 澳大利亞注重建立長效合作機制， 重視校園內外相關責任主體在確保校園安全方面的共同責任， 將學生、家長、社區和司法機構都納入校園侵犯預防和干預的共治格局中， 形成常規的良性合作機制。從澳大利亞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經驗可知， 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是一項系統性工作， 它既需要在國家制度層面明確教職人員的合法權益與應盡義務， 讓法治成為維護教職人員尊嚴與權益的堅實保障和剛性力量；又需要營造便于教職人員內外溝通的社會氛圍， 使校園安全治理走出話語真空， 讓更多校園內外的積極力量可以對話共融， 柔性地將制度的執行效力落實于校園安全治理機制的整體建設之中。此外，教職人員的職場安全也必須建立在適宜有度的學?？臻g體系內， 令各類有利于教職人員安心施教的促進因素有生長、生發的現實土壤與滋養要素， 真正將國家意志轉化為美好現實。為此， 本文從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社會層面的共治氛圍和學校層面的空間塑造三個方面對我國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害提出建議。

(一)健全國家法治，通過立法建規構筑教職人員校園安全的制度屏障

1.創新法治實施載體，保障教職人員職場安全

在立法缺失、上報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多數教職人員并不愿意向執法機關上報自身所遭受的侵犯事件。如果社會各界對教職人員所遭遇的各類職場侵犯持漠視態度，只是片面地關注學生的權益或者家長的感受，就會使教職人員無法獲取有效的權益保障和司法支持，時常處于高度緊張或消極懈怠的工作狀態，而他們的專業表現又直接與所教授的學生學習發生緊密關聯[17]。一旦這類關聯演變為彼此對立的消極影響，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與惡性循環就可能成為整個國家無法回避與承受的社會存在。

為此，澳大利亞在《戰略》中提出了一套適用于教職人員職場安全的法制體系，肩負著平衡校園安全與治理效率、調節校園治理權重分配和優化校園管理資源配置的任務，以實現校園安全防護功能與社會功能的統一。面對日益復雜的校園安全形勢，只有重新了解校園安全的多重需求、強化共同責任和特定義務承擔、創新法治在校園治理中的實施載體，才能將校園安全、治理效能和職場權益同時作為學校紀律氛圍的三個價值目標，進一步促進教師職業的平穩健康發展。其一，構建法治信任。正確的觀念是行動的先導，必須健全針對教職人員職場權益的專項法規條例，樹立規則導向與價值導向系統整合、制度指向與實踐指向統籌兼顧的法治理念，促使制度的頒布與執行成為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辯證統一，令教職人員的職場安全問題成為社會共識而予以堅決捍衛。其二，加強司法介入。通過司法管轄保障制度的良性運行和公允嚴肅，把循證收集、申訴處理、法治監管和協同支持等機構都列為司法運作的堅實平臺，打通申訴上報、應急處置、懲戒執行三位一體的運行機制，使法治的執行力與強制力能切實發揮保障功效。其三，提升專業能級。依法治校推動校園安全法治文明的進步，而法治文明的建設同樣倒逼法治改革能級的提升。從澳大利亞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經驗可以看出，在保障教職人員職場權益的法治實踐過程中應融入更多行業協會、專業機構等，以實現寬領域、多視角協同參與國家制度體系的建設，貫通政策落實與專業實踐的交替轉化，以便教育數據、信息服務、研究評估等各領域代表共同優化教職人員合法權益的基礎、體系和成效。

2.實施校本預防政策，形成校區安全聯動機制

校本預防政策是國家制度落地見效的鏈接環節。它結合學校實際情況和人員構成，進一步明確學校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法定義務，強調責任主體下移，通過具體可行的義務內容和歸責方案將國家層面的法律制度層層細化，轉化為保障教職人員的各類規則條例，形成具有切實保障力和約束性的干預體系。它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通過政策的威懾效應，將各類潛在侵犯行為盡可能地遏制在萌芽階段。澳大利亞明文公布教師職業保護條例，保證從業人員在預防教職人員職場侵犯治理制度設計中的話語權，以零容忍的政策懲戒任何危及教職人員的侵犯行為，嚴肅懲處那些借助于暴力行為傷害教職人員的各類事件，盡早預防各類潛在的職場侵犯行為。其二，以校本政策為牽引，研發校園危機的應對預案，為教職人員跨越角色困境提供充足的時間、空間與資源。具體而言，在侵犯發生前，讓教職人員有一個日常習讀、操練的漸進計劃，不斷對照反思他們在現實工作中所發生的實際情況；當侵犯發生時，讓教職人員有從容應對的步驟與方法，有效處置問題、化解危險，在侵犯事件中確保個人身心安全。其三，通過校本政策的針對性與適用性，營造包容、安全的校園環境，以規章的形式促進學生與教職人員和諧共處。對學生而言，校本規章描述出學生被期待的行為，強化包容、溝通、尊重所蘊含的積極價值；對教職人員而言，校本規章明確了各類教職人員在預防職場侵犯行為方面的主體作用和有效作為，劃定其“可為”與“能為”的職責邊界，避免其產生角色沖突、角色超載、角色模糊等心理壓力,推動教職人員自主防治職場侵犯的意識觀念轉變與心理認同[18]。

(二)延伸社會共治，通過協同育人構建家庭、學校、社會融合共生的共治氛圍

家庭、學校與社會之間具有緊密的空間關系，因此，學生的行為與家庭、學校和社會也具有強烈的關聯性。隨著社會信息化和網絡化的復雜交織，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耦合關系日益加深。如何在國家框架中確定社會成員的共同“語言”、價值觀、行為規范和公私界限劃分，都是跨越多重差異而形成社會的主體性“市民”所涉及的潛在問題。教職人員所受到的職場侵犯往往是社會文化排斥在校園環境中的投射，它主要源自隸屬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間在價值觀、社會文化心理、思維定式方面的矛盾與抵觸。因此，《戰略》提出，只有從深層次上理解職場侵犯與家庭教育和社會文化之間特定的關聯，才能正確理解侵犯產生的根源并給予有效的疏導與化解。

1.促進文化融通，構建和諧的家庭、學校、社會氛圍

要想從源頭上避免教職人員職場侵犯事件，讓師生、家長、社區成員感受到積極和諧的校內外環境氛圍，就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共同努力，營造和諧、尊重、包容、友好的校園環境氛圍。其中，學校層面應承擔主體責任，主動在校園文化推廣中發揮專業引導作用。一方面，學校應積極改造校園及其周邊環境，從感官上引起家庭和社區的共鳴與共情，借助于高品質的物質文化加快校區、社區一體化建設進程。據研究顯示，如果學校環境中有涂鴉、田園護理、完善的教室布置等情形，學生和學校之間的聯系就會更加緊密，心理健康也能得到很大的改善，欺凌行為也會隨之減少[19]。另一方面，學校應通過各類家校聯誼、社區聯席會議、校園主題日宣傳等活動形式邀請師生、家長、社區群眾、主流媒體等共同參與，為各方暢通交流提供平臺，增進情感溝通，并適時推動學校價值文化的普及，爭取更多校外利益相關者理解、認同校內教職人員所開展的各類育人活動和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形成良性的輿情氛圍與價值導向。

2.優化家校聯系，提升學校與家庭的溝通議事效能

由于學校與家庭之間溝通不暢、信息不透明、信息反饋不及時，家庭成員將信息匱乏與滯后的原因歸咎于教育工作者，增加了教職人員遭受職場侵犯的風險。因此，及時有效地借助于多種溝通手段，如家校合作手冊、在線學習反饋、課堂互動錄像、家校溝通熱線等方式，使家庭成員可以實時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展和在校情況，合理行使他們的監督權和知情權，尤其是當學生偏離正常行為軌跡時能借助于多方反饋及時鎖定問題根源和干預方案，提升學校與家庭的溝通議事效能。

3.深化全員盡責，重視學校抵御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整體能力提升

對于教職人員的職場侵犯行為，既可能針對一線教師、學校領導，也可能涉及其他管理工作人員。除了侵犯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外，其他目擊人、旁觀者等同樣是侵犯事件的參與者。因此，社會各界需全員盡責，全面關注教職人員職場侵犯事件的所有涉及人員，對各類職場侵犯事件采取綜合治理的科學手段，打造多方位的干預體系，提升抵御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整體能力，杜絕類似事件的重復發生。

(三)強化學校擔當，通過綜合舉措塑造維系校園日常法紀的四重空間

按照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場域是位置間建立相互關系的網絡，是一種具有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它通常依附于資本的物理場域與意義場域的結合而存在[20]。學校既是師生交互的物理場域，也是維護教職人員職場安全的實體空間，因此，學校應該為教職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21]。依托學校所衍生的社會空間對于維護教職人員合法權益具有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诖?，學校應構筑物理空間、意念空間、數字空間與互動空間，這四重空間相互支撐、彼此促進，形成保障教職人員安心施教、專心育人的立體場域。其中，物理空間是物質基礎，確保校內教職人員能在現實場域中投身于正常的教學活動；意念空間是導引框架，指引教職人員通過專業行為提升維權意識與能力，為他們從容應對各類職場侵犯做好定向準備；數字空間是數據集成，智慧化地監測與研判校園安全問題，推動校園治理能力提質增效；互動空間構成交互情境，為校內師生間溝通、對話與支持營造持久良性的情感紐帶與基礎依托。

1.為建設安全的校園提供資源配置保障，打造教職人員可感知與信任的物理空間

正如《戰略》指出，降低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基礎手段是確保校園成為教職人員可以安心工作的實體空間，諸如在校內的走廊、教室安裝監控攝像頭，配備全方位的安保系統監測陌生人群，聘任有防護經驗的校園護衛以及安裝可遠程監測危險情況的金屬探測儀，等等。這些讓教職人員日?？梢暤娜肆εc設施保障有利于他們形成安全、可信的心理定勢，使他們能安心地依賴每天的工作環境，提高工作效率。

2.通過多元培訓課程提升專業技能，構筑教職人員自我防范的意念空間

通過多元化的培訓課程或項目，緩解教職人員的知行困惑、彌補其專業知能的不足，構建起教職人員常態自防的意念空間。據研究，50%的校園傷害事件在轉變為暴力侵犯之前總會預先出現一定程度的預警信號。學生在對他人做出人身攻擊之前可能會表現出脫離社會的活動、學業成績退步、在作業或繪畫中表現出暴力傾向、無法控制自身的憤怒情緒等前兆[22]。此外，隨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學校日常教學中網絡平臺的介入比重進一步增加，教師與學生、家長通過各類在線教育軟件進行作業布置、在線測評、家校聯系、意見反饋的溝通頻次增多，也增加了教職人員遭受職場侵犯的風險。為此，提升教職人員網絡維權的意識與能力也隨之上升至戰略層面。

作為預防、干預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關鍵力量與能動主體，學校應對教職人員進行專項培訓，并適時地基于現有管理團隊整合升級或從校級領導、行政人員、一線教師中抽調人員組成預警干預團隊，讓各方人員有針對性地了解學生外在表現與潛在行為傾向之間的內在關聯，并通過集體培訓、個案示例、視頻教程、講座研討等形式幫助教職人員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掌握預警干預流程與防護工具使用技能，明晰各自權責，重點聚焦于日常工作中收集、分析、闡釋、共享教育指標數據，預判早期侵犯現象；第二，提高對源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學生的社會文化敏感性，以便對重點人群開展預期干預和重點幫扶；第三，掌握應對危機的操作流程以及與學生、家長開展深度溝通的引導策略，幫助不良行為主體重回正軌。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學校也可以聘任有資質的精神衛生專家到校示教，親自示范如何幫助處于危險狀況的學生渡過危險期。在專業行為的指引下，專家最大限度地保護問題學生的個人隱私，防止部分有潛在暴力傾向的學生被貼上“高?！睂W生的標簽，對他們予以沉浸式的關注與支持，進一步防止侵犯行為的發生。

3.數據賦能校園安全，打造智慧校園監測體系的數字空間

現代技術正在轉向采集、存儲、運用對特定事件具有直接聯系的“可識別”信息。學校將與工作場域有關的信息類型納入早期預警范疇，并且對教職人員職場安全所涉及的“可識別”信息進行詳細解讀，同時囊括“目前”和“將來”可識別的信息。通過定期更新和審查教育數據信息，學校能對教育數據資源、時間成本和財政投入進行成本控制，更有助于教職人員職場安全的全面保護。例如，以學校為基本數據收集單位，運用事件跟蹤軟件收集各類校園內外侵犯事件的發生地點、頻次、動因、涉事團體或涉事人特征等關鍵信息，將每一個侵犯事件作為獨立單元，立檔建庫后將相關指標數據輸入校園預警系統并實時上傳到政府大數據網管之中，促使學校、學區及相關司法、教育部門基于數據報告的共享權限進行分析解讀和動態跟蹤，科學研判校園侵犯事件的發生趨勢與危險等級，實現以教育數據為支撐的循環決策。通過系統化的數據，利益相關方可以更為“智慧化”地觸及到校園侵犯、網絡攻擊、藥物濫用等需要引起管理者重視的指標維度，便于提前識別、標記高風險事件范圍、等級及其關聯因素，將事件特征與干預措施相匹配，在危害事件產生前予以監測與管控，做到前瞻預測，實現預警防范、早期干預；在危害事件發生后，將事件的相關信息數據化后予以科學分析和壓力測試，讓“被剖析”的診斷評估成為所有參與者積極思考和貢獻智慧的過程，激勵各方以循證探究為導向、以數據挖掘和科學分析為手段，不斷剖析教職人員職場侵犯事件背后的問題根源和實質，繼而完善防范舉措，逐步降低同類侵犯事件的等級與頻次。

4.創設教職人員與學生、家長以及社區成員和諧共處的話語互動空間

高質量的校園生活離不開教職人員與學生、家庭、社會等共生主體之間的話語互動和多元理解。因此，構建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以師生溝通為支撐，同時覆蓋社區理解的話語互動空間就顯得尤為必要。它需要教職人員與各共生主體基于協同育人的理念構建新型的話語互動規則，并讓這些規則成為教職人員、學生以及社區成員自身行動和校園生活的一部分，進而增強各方利用話語意識構建彼此合意、寬容理解、分享觀點、發表意見的互動空間?；涌臻g的創設過程應是教職人員與共生主體合作創造彼此信任的和諧文化與氛圍的過程，讓師生的校園生活以及虛擬空間所進行的多元溝通不再是各方利益博弈或矛盾分歧的領域，而是開啟和維持尋求創造性地解決學生終身發展需求的合作平臺?；诖?，教職人員的角色甚至立場會發生轉變，他們成為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機會與學習成效的專業伙伴，令自身的合法權益在良好的互動中得到長久保障，也能達到自我實現[23]。

五、結語

隨著世界各國大力實施校園安全治理行動，對教師隊伍建設的縱深推進已經成為緩解家長焦慮、克服教育內卷、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的主要切入口。澳大利亞著眼于教職人員職場安全問題的考慮，以預警與干預雙重目標為引領，針對性地解決教職人員的職場困境。從中可以發現，教師的職場安全問題不僅關涉到教師群體的自身利益，而且與學生的健康成長、學校整體建設等教育關鍵議題息息相關，并日益凸顯出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為此，需要為教職人員給予政策支持，系統建構與實施職場安全的制度保障體系，為教育數據驅動學校安全管理指明方向；動員社會各界組織協同參與學校安全管理，明確各方期待與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傳播正確的公共信息，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與施教環境；基于戰略投入和專業培訓，確保學校預警、干預系統有效運作，切實提高教職人員職場侵犯的警示預防、干預指導、危機應對的科學性和精準性。只有當教師群體在身心適宜的環境中自主地開展教學與學校管理工作時，他們才能在專業的育人領域體驗到教育職業的最大尊嚴與最高尊重，進而履行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時代重任，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合格人才。

(本文得到上海師范大學“比較語言學與漢語國際傳播”創新團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