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的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研究領域的可視化分析*

唐迎雪 張 芮 王 娟 盧慶華Δ 王 斌

(1濰坊醫學院護理學院，濰坊 261053，2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濟南 250014；3濰坊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濰坊 261053；4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濟南 250021)

抑郁癥(Depression)是一種臨床綜合征，有學者認為抑郁癥是心理社會因素與各種身體因素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疾病[1]。國外研究顯示1%～9%的小學生和4%～7%的青少年會受到抑郁癥的影響[2-3]。在我國，兒童和青少年抑郁癥狀的合并患病率為22.2%[4]。在青少年時期，重度抑郁癥發生率呈上升趨勢，青春期是抑郁癥發病的高風險期，而且復發率極高，預后較差[5]。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越來越被用于兒科醫學，其中包括青少年，尤其是在于兒童青少年心理障礙問題。以家庭為中心的治療更注重降低家庭沖突，可以改善精神病癥狀，更加適用于重癥抑郁癥或雙向情感障礙的高危兒童青少年患者[6-7]。我國對于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家庭治療正處于一個起步發展階段，了解本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研究前沿，可以幫助相關科研人員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對本領域進行深入探索。本文利用CiteSpace軟件梳理了2005年到2022年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研究方向，希望可以為其他學者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繼續研究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來源及檢索策略

數據來源于引文索引數據庫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檢索式為：“((TS=(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S=(depression)) AND TS=(Family treatment)”，為保證文獻質量，檢索的時間跨度為2005-2022年。語種限定為英語，文獻類型限定為Articles、Review Articles。檢索時間為2022年1月24日，共檢索出文獻1248篇，經過去重及刪除其他不相關文獻后，還剩1078篇文獻，最終符合CiteSpace軟件要求的文獻為1047篇。

1.2 數據處理與可視化分析

采用CiteSpace5.8.R3軟件對數據格式進行轉換，將納入文獻以純文本文件，記錄內容為“全記錄與引用到參考文獻”的格式導出。參數設置，時間跨度設置為2005-2022年，單個時間切片設置為1年，節點類型為Author、Institution、Country、Keyword，剪切方式為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閾值設定為topN=50。

2 結果

2.1 發文量

與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相關的文獻2005年開始發表，發文量為33篇；從2005年開始至今發文量整體呈上升趨勢；2020年達到最高，發表量97篇。見圖1。

圖1 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發文量變化趨勢圖

2.2 發文作者情況

通過CiteSpace軟件，得到了節點數為546，連線數為642，密度為0.0043的作者合作網絡可視化圖譜(見圖2)。Boris Birmaher發表文量為20篇，是發文量最多的作者，其次是Eric A Storch發文量為10篇，Amy E West發文量為9篇，Benedetto vitiello、David J Miklowitz、David A Brent發文量均為8篇，Benjamin I Goldstein等位列其后(如表1)。從圖中可以看出單獨節點的學者非常多，如Ca Shavers、Ck Danielson等，大部分學者都只發表了一或兩篇與此研究有關的文獻。發文量較多的學者們之間存在交流與合作關系，在圖譜中形成了較為顯著的子網絡結構，例如以Boris Birmaher為首的合作網絡、以Benedetto vitiello為首的合作網絡、以Satish Iyengar為首的合作網絡，其它的比較小規模的大都是2至3人為一個合作網絡。

圖2 作者合作網絡可視化圖譜

表1 作者頻數排序表

2.3 發文機構

使用CiteSpace軟件對發文機構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了節點數為434，連線數為902，密度為0.0096的發文機構合作網絡可視化圖譜(圖3)。從圖譜中可以看出發文量最多的機構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 Calif Los Angeles)62篇，其次是匹茲堡大學(Univ Pittsburgh)56篇，發文量排在第三位的為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34篇，然后依次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32篇，布朗大學(Brown Univ)28篇，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25篇，華盛頓大學(Univ Washington)25篇，辛辛那提大學(Univ Cincinnati)22篇，杜克大學(Duke Univ)21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21篇，其余機構的發文量都在20篇以下。圖3各機構節點分布比較緊湊，節點之間的連線較多，說明各機構之間聯系較為密切，中介中心性是指某一點作為其他兩點連線的橋梁的次數，中心性越高就表示此點在總體網絡中影響力越大[14]?！肮鸫髮W(Harvard Univ)”(0.22)、“倫敦大學學院(UCL)”(0.12)、“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0.12)的節點外圍出現紫色的圓圈，表示它們的中介中心性很高，說明這些機構具有較高的影響力[15]，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的研究領域各個機構溝通交流的路徑上具有較強的信息控制能力。

圖3 發文機構合作網絡可視化圖譜

2.4 發文國家

運行CiteSpace軟件對發文國家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了節點數為89，連線數為230，密度為0.0587的發文國家合作網絡的可視化圖譜(圖4)。其中發文量最多的是美國(USA)為624篇，其次是英國(England)為69篇，排在第三位的是澳大利亞(Australia)為68篇，然后依次是加拿大(Canada)67篇，德國(Germany)46篇，荷蘭(Netherlands)39篇，挪威(Sweden)31篇，中國(China)20篇，西班牙(Spain)17篇，意大利(Italy)16篇，丹麥(Denmark)15篇，法國(France)15篇，芬蘭(Finland)13篇，土耳其(Turkey)13篇，南非(South Africa)12篇，瑞士(Switzerland)、韓國(South Korea)、蘇格蘭(Scotland)發文量均為10篇。從圖中可以看出，美國、荷蘭和英國的節點都有紫色外圈，說明這3個國家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研究領域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其中美國的發文量達到了624篇，接近文獻總數的60%，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幾個發文量較高的國家之間連線較多，說明在交流和聯系上比較密切。單獨節點的國家也有很多，如印度(Indian)、加納(Ghana)等國家，而且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合作與聯系也比較少。

圖4 發文國家合作網絡可視化圖譜

2.5 關鍵詞共現、聚類、突顯的可視化分析

運行CiteSpace軟件，得到節點數為519，連線數為940，密度為0.007的關鍵詞共現的可視化圖譜(圖5)。圖中節點越大就表示關鍵詞出現的頻率越高，出現頻率在100次以上(包括100次)的關鍵詞有“兒童(children)”(450次)、“青少年(adolescent)”(428次)、“抑郁癥(depression)”(412次)、“風險(risk)”(156次)、“障礙(disorder)”(155次)、“癥狀(symptom)”(138次)、“家庭(family)”(131次)、“心理健康(mental heath)”(119次)、“患病率(prevalence)”(119次)、“壓力(stress)”(110次)、“可靠性(reliability)”(100次)。中心性排名較為靠前的關鍵詞有“虐待(abuse)”(0.28)、“全球評估(global assessment)”(0.19)、“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0.15)、“酒精使用(alcohol use)”(0.15)、“兒童和青少年(children and adolescent)”(0.14)、“神經性厭食癥(anorexia nervosa)”(0.14)。

圖5 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關鍵詞共現可視化圖譜

在關鍵詞共現圖譜的基礎上得到了關鍵詞聚類圖譜(圖6)，Q值(模塊值)大于0.3，意味著劃分出來的類團結構是顯著的，S值(平均輪廓值)大于0.7表示聚類是高效率的，令人信服的；S值大于0.5，認為聚類是合理的。在此圖譜中顯示Q值為0.7407，S值為0.8919，說明本次聚類可信度較高。圖7呈現了6個聚類類團，“飲食失調 eating disorder”“強迫癥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超重 overweight”“童年 childhood”“雙向情感障礙 bipolar disorder”“青少年精神病學 adolescent psychiatry”。從這些聚類類團中可以看出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研究熱點。從關鍵詞聚類圖譜中總結出關鍵詞聚類表(見表2)，聚類大小表示一個類團中的成員數量，如果成員數量小于10，則表示聚類效果較差，可不分析。

圖6 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關鍵詞聚類可視化圖譜

表2 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關鍵詞聚類表

使用CiteSpace軟件的突發詞探測功能，一共有29個突變術語，此圖只顯示前25個(見圖7)。

從圖中可以看出突變強度最大的是“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reatment”(5.21)，其次是“心理測量學特性psychometric property”(5.17)，然后是“功效efficacy”(5.13)。爆發趨勢一直延續至今的突發詞有“青少年adolescence”(2015-2022年)、“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2018-2022年)、“心理測量學特性psychometric property”(2019-2022年)、“壓力stress”(2020-2022年)、“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2020-2022年)。

圖7 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突發詞排序

3 討論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所有與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有關的文獻，相關文獻最早出現的年份是2005年，從時間維度來看，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整體呈穩步上升趨勢，這就說明該領域逐漸引起了更多學者的廣泛的關注和極高的興趣。

發文作者、發文機構、發文國家這三者一般是緊密相關的[8]，通過分析發文作者和其所在機構、國家，及作者、機構或者國家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合作關系，有利于分析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在各個機構、國家中的受重視程度。從發文作者來看，發文量排在第一位的作者是Boris Birmaher，發表20篇相關文獻。1976年普賴斯發表了有關核心作者的普賴斯定理[9]，普賴斯定理公式為m=0.749(nmax1/2)，m表示論文篇數，nmax是發文作者中發文最多的作者的發文量，發文量反映了作者在該領域的科研能力，也是成為核心作者的基本條件[10]。從公式中看，核心作者就是其發文量在m篇以上的作者，將本研究中發文量最高作者的發文量代入公式，得出m≈3.45，取最大整數為4，則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中核心作者的最低發文量應為4，符合條件的有Boris Birmaher(20篇)、Eric A Storch(10篇)、Amy E West(9篇)等共34位學者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核心研究團隊是否形成的關鍵是看核心作者發文量總和是否占該領域的專業論文量的一半，本研究領域中34位核心作者發文量合計為195，約占總發文量的19%，并沒有達到發文數量的一半，所以核心研究團隊并沒有形成，從圖譜上看發表1或2篇相關文獻的單點學者較多，約占總人數的89%，而且各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并不多，這表明大部分發文較少的研究人員之間還沒有較好的合作與交流意識，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要加強各方面的溝通。從發文機構來看，發文量在前10位的機構均為學校，其它發文機構如醫院或心理研究所發文數量較少，大多數和學校一起聯合發文，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聯系密切，其中哈佛大學中心性最高，哈佛大學心理學系至今已有200余年，在各機構溝通交流的路徑上具有很強的信息控制能力。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加強學校與醫院的聯系，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探索，不斷地拓展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實現更高更新的突破。從發文國家來看，美國發文量624篇，約占到總發文量的60%，我國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發表的相關文獻為20篇，與其他國家有較大差距。從發文作者、發文機構、發文國家的分析中可以總結出，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兒童青少年心理有較高的關注度，尤其是在各高校中形成了很多以此研究為主的研究團隊，例如以Boris Birmaher博士為主的研究團隊，研究涉及的內容為兒童青少年雙向情感障礙、抑郁癥、壓力、行為療法等。

高頻關鍵詞和聚類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研究熱點及研究發展趨勢，其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兒童青少年抑郁癥與家庭之間有互相影響的關系，二是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方法與造成抑郁癥的某些病因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Howard等[11]研究顯示，在家庭功能中如婚姻關系和親子沖突，與兒童青少年的抑郁癥治療過程有互相影響的關系，婚姻關系在積極治療的過程中是保持相對穩定的，在青少年抑郁癥治療后，婚姻功能的各個方面都會發生改變。Laukkanen等[12]對在精神病醫院接受抑郁癥治療的508名年齡在13到17歲的青少年進行研究時發現，患有抑郁癥的青少年有58%是以單親家庭為特征的，青少年抑郁與家庭結構顯著相關。兒童青少年抑郁癥與家庭之間是有相互關聯的[13],在存在父母沖突的家庭環境中兒童青少年的焦慮抑郁情緒有明顯升高。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經歷了藥物治療、認知行為療法、人際心理治療、家庭參與式治療等多種治療方法，概括為藥物治療和社會心理干預。對患有抑郁癥的18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藥物，藥物的副作用可能提高患者自殺率，尤其是對于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的患兒，使用抗抑郁藥物會使其有小程度且表現明顯的自殺傾向[14]，這就要求在使用抗抑郁藥物時，需要對患者進行同步的健康教育、有持續性臨床監測和有可行的安全計劃，因此在后續的治療模式中，使用藥物的同時增加多種心理治療手段。但是部分家長會擔心藥物治療對兒童青少年產生副作用，因此在治療時更愿意選擇非藥物治療的方法[15]。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中使用最多的社會心理干預類的非藥物干預手段是認知行為療法，但認知行為療法對于成人和青少年的治療抑郁癥效果有很大差別[16]。用以往的認知行為療法去治療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是有效的，但是兒童青少年的認知、社交或者情感成熟度還沒有發育成熟，所以對療法的反應有不足。研究者認為[17]對兒童青少年應該使用符合其年齡的行為療法，研究者們在原有的認知行為療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改編，最后得到了適合兒童青少年使用的認知行為治療的量表、治療活動等，后續還需要在臨床實驗中根據兒童青少年的實際情況進行針對性的調整。雖然認知行為療法在治療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方面被證明是有效的，但是它距離人們預期中的效果還有很大差距。抑郁癥在各家庭成員之中起互相聯系的作用，一個家庭成員的抑郁似乎是由另一個家庭成員的抑郁癥相關壓力引發的[18]。父母患有抑郁癥對于孩子來說比家庭不和、家庭低凝聚力、“無情感控制”的影響更大[19]。為兒童青少年患者設計以家庭為中心的干預措施，可以緩解來自家庭各方面的壓力，家庭治療更注重于家庭互動的過程，更有利于解決兒童青少年抑郁常伴有的共性問題，例如焦慮、破壞性行為障礙等[19]。在Tompson等[20]研究中，他們構建了一個以家庭為中心治療兒童抑郁癥的模型，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以家庭為中心的治療方法對患有抑郁癥的兒童的治療是有價值的，并且他們強調了這種治療模式長期使用的必要性，可以防止復發性抑郁癥和降低兒童長期抑郁癥相關的不良后果，具有強大家庭成分的治療對降低自殺或自殺未遂是有益處的。

從突發詞探測的結果中顯示，“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reatment”“功效efficacy”“氟西汀fluoxetine”等突發詞出現時間早而且突變強度較大，可以看出這些是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早期的研究熱點。早期在兒童青少年抑郁癥治療方面注重使用藥物和認知行為治療，因此在后續的治療模式中，藥物治療的同時增加了多種心理治療手段。而近幾年突變強度較大突發詞有“青少年adolescence”“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心理測量學特性psychometric property”“壓力stress”“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可以看出近年來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關注度大大提高，而且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廣泛。近幾年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關注是在其他疾病的基礎上所并發的抑郁癥，例如神經性厭食癥、過度肥胖等，這些疾病大都與飲食失調有關。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研究內容在逐年擴展，研究對象從精神疾病患者開始擴展到由其他疾病并發抑郁癥的患者，研究人員從最開始的綜述總結、訪談、半結構式訪談、對少量案例的干預研究到近幾年有大量數據的隨機對照試驗，各種專業心理學測量量表的使用等，這些從理論到實踐的逐步探索，擴寬了此研究領域的廣度。目前較為前沿的研究熱點是青少年壓力、心理測量學特性、飲食失調等。但是近幾年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的治療多在于治療基礎疾病時另外施加心理干預，對于其它疾病并發抑郁癥的治療采用家庭治療的研究較少，未來可以加強在此方面的研究。

目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且研究較為成熟，本研究通過文獻計量學研究方法，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可視化圖譜，可以反映國外在此領域的研究熱點與趨勢。該研究對于公眾個人而言，可以幫助公眾了解關于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及治療的相關知識；對于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專家來說，本研究清楚的顯示了有關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領域的研究熱點，可以為研究者們在此領域的探索提供方向，我國應該加強在此領域的人才培養和人才引進，促進與其他國家或機構的學習和交流，提高國內學者對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的敏感性。不足之處在于未完全展示國內對此領域的研究內容，沒有對國內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領域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在未來的研究過程中將逐漸補充完善，做到跨機構、跨區域的合作研究，以促進兒童青少年抑郁癥家庭治療在國內的發展。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