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孤兒》與《哈姆萊特》的復仇倫理差異

路文彬

（北京語言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083）

[文學—戲劇]

《趙氏孤兒》與《哈姆萊特》的復仇倫理差異

路文彬

（北京語言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083）

《趙氏孤兒》；《哈姆萊特》；復仇倫理；差異

《趙氏孤兒》與《哈姆萊特》作為中西兩部經典悲劇在愛恨情仇問題上的處理方式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呈示出中國“苦戲”和西方悲劇截然有別的人生態度。從二者的復仇主題切入,可以清晰洞察到其倫理認知層面的差異,以及由此顯現出的存在深度上的差距。

一

同為悲劇,《趙氏孤兒》（紀君祥）與《哈姆萊特》（莎士比亞）在愛恨情仇問題上的處理方式上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呈示出中國“苦戲”和西方悲劇截然有別的人生態度①路文彬.悲劇與苦戲[J].文藝評論,2011（5）.。先從前者論起,《趙氏孤兒》全名《趙氏孤兒大報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復仇故事；雖在復仇方式上可能與中國同類文本的表現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仍舊不過是為了復仇而復仇,反映著國人由來已久的復仇倫理觀：“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保ā抖Y記·曲禮上》）這不可動搖的孝悌禮法讓我們看到,所有的情感和歷史都可以在瞬間被否棄。不幸的趙氏孤兒尚在母腹之中便就有了要替整個家族“雪冤報仇”的使命,而且,他所肩負的仇債遠遠超乎了尋常的想象。為了能讓趙氏孤兒完成這一使命,程嬰不僅毅然決定犧牲自己,甚至還不惜舍出自己未經滿月的兒子代替趙氏孤兒赴死。只是為進一步確保未來復仇計劃萬無一失所計,公孫杵又主動請纓替換下程嬰本欲承當的角色。而在此之前,如未有韓厥將軍的大義相助,趙氏孤兒也必定難逃虎掌。面對富貴與死亡的抉擇,韓厥心中的答案自一開始便是十分明晰的,正如他對程嬰所說：“程嬰,我若把這孤兒獻將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貴？但我韓厥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兒,怎肯做這般勾當！”（《第一折》）在大是大非的面前,韓厥毫不含糊,即刻作出臨義讓生的選擇。然而,通過韓厥的進一步解釋,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此所秉持的“義”之目的仍是基于對復仇的肯認：“我若是獻出去圖榮進,卻不道利自己損別人?？蓱z他三百口親丁盡不存,著誰來雪這終天恨?！保ā兜谝徽邸罚┍砻婵磥?眾人合力救護趙氏孤兒皆是基于單純的復仇動機,并且儼然以為唯有血親的復仇才算是正當的復仇。此種真對復仇方式的私人化認同,亦在一定程度上將由此力圖實現的正義狹隘化了。此外,我們還應看到,他們對趙氏孤兒的力保其實也存在著另一層動機,即若程嬰所言的使其能在“久以后長立成人,與趙家看守墳墓”,這種以免“滅門絕戶”的動機甚至比復仇本身更顯重要?？梢哉f,趙氏孤兒之“孤”是在以雙重的力度考驗著孝的禮義之道,因而這也就使得為此犧牲三條性命的代價有了更為充沛的合理性。當然,它也因此導致這場為未來復仇所進行的驚心動魄的較量彌漫著濃厚的非人性封建色彩。

不過和其他同類文本不大一樣的是,《趙氏孤兒》所演示的忠奸斗爭讓我們看到了拯救,不僅是對趙氏孤兒一個人的拯救,更有對“普國小兒之命”的拯救；因為屠岸賈為確保斬除趙氏孤兒,已詐傳君王之旨要“把普國內但是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刷將來,見一個剁三劍”（《第二折》）。正是由于這種拯救,《趙氏孤兒》中各位忠烈所做的犧牲才多少獲得了一些崇高性美學補償。但是,拯救的高尚行為并不足以全然遮掩趙氏孤兒為復仇表現出來的那種無情性,此種無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反倒令拯救本身應有的情感實質變得格外曖昧了。在趙氏孤兒身上,復仇猶如一道萬能的指令,可以讓他不顧一切地將其立即付諸行動。作為指令,復仇只能是一種回應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執行能力是第一位的,它要求快速的反應和果斷的行動。猶疑或怯懦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不單單關乎能力的問題,更是同仁義道德息息相關。后者迫使主體必須跨越時間和歷史,針對指令當即做出回應,即使其能力是有限的,抑或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此時只需行動,無需思想,所有的反思和質疑都要背負上不義或懦夫的罪名。公孫杵“見義不為非勇”（《第二折》）的說法,及其隨后迅速采取的自我犧牲行動,正是對于一種道德指令的回應和執行。同樣,程嬰和韓厥在此方面的表現也沒有任何的多慮和糾結。而到了趙氏孤兒面對這一指令的時刻,他的反應之快更是驚人。20年之后,當程嬰將其出身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時,趙氏孤兒的直接反應便是：“原來趙氏孤兒正是我！兀的不氣殺我也！”（《第四折》）隨即暈倒。蘇醒后,則又是一句“兀的不痛殺我也！”（《第四折》）時間的距離絲毫不構成仇恨之情的阻礙,趙氏孤兒當即表現出的憤怒和痛感甚至超越了身體的距離,令自己馬上產生移情的效應。這種效應一方面印證著身體血緣無以割斷的神奇聯系,另一方面亦企圖呈示出趙氏孤兒愛憎分明的仁義本質。當然,這里的愛仍舊只能以一種深刻仇恨的方式加以表達?；蛘呶覀兛梢哉f,趙氏孤兒原本就始終是不懂得愛的。身為義父的屠岸賈雖說與其有著不共戴天之仇,卻也畢竟是為其付出了20年時光的關愛,將其培養成“甚有機謀,熟嫻弓馬”（《第四折》）的良才。僅從他“就著我這孩兒的威力,早晚定計,弒了靈公,奪了晉國,可將我的官位都與孩兒做了,方是平生愿足”（《第四折》）一句,亦不難發覺屠岸賈實際上完全是將趙氏孤兒視同己出的。姑且不去細究屠岸賈之于趙氏孤兒作為父親的職責履行如何,至少我們無法否認其對于后者存在著恩情這個事實。但是,整部戲劇卻并未讓我們看到趙氏孤兒曾針對此種恩情有過任何回應。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剛一獲知義父對于自己家族犯下的滔天罪行,趙氏孤兒便可做到立刻反目：“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還他九族屠?！保ā兜谒恼邸罚?/p>

只為血親的仇恨,20年的恩情轉瞬即可一筆勾銷。似乎,歷史是永遠凝固于根部的,它并不包含成長和發展。換言之,趙氏孤兒的記憶功能始終就是停滯在歷史的發端處的,他其實一直就是在等待著記憶；在這等待的過程中,之后20年的經驗幾乎未曾進入過他的記憶。否則,他又怎會有如此迅捷的顛覆性反應？歷史感之于趙氏孤兒儼然是無效的,所以他也是無法擁有命運感的。在他那里,一切自一開始就已經固定,時間難以作用于他。對趙氏孤兒說來,自己是不存在成長這種問題的,他一出生即意味著成熟。因此,后天的改變之于他絕對不是一個問題。畢竟,時光的情感都沒法滲透于他。改變僅僅是與理智相關的事情,而理智又只是知與不知的問題。此前,對于家族的深仇大恨之所以遲遲未見行動,那正是由于自己的不知；而今不作改變已絕無理由,他一直等待的記憶此刻已正式向其發出了召喚。再加之本就無情感的絲毫牽絆,否定或拒絕自然是易如反掌之舉了。在這里,記憶帶給趙氏孤兒的并非一種痛苦,而恰恰是一種保護。它令趙氏孤兒在無辜當中享有屠岸賈的庇護,卻又免去了認賊作父的惡名。而當需要記憶發揮仇恨的功能時,它又可馬上糾錯,讓主體無所掛礙地回到正確的記憶起點。記憶在此僅僅顯現為某種恢復功能,經驗歷程對其是完全無效的。故此,面對不幸的既定現實,趙氏孤兒根本無需困惑,因為他是不用加以任何判斷的。記憶的自動恢復功能已然取代了費力的思考和辨別?；謴偷交c的記憶只可能知道仇恨,并且極為重要的一點是,這仇恨的程度絕不會由于時空的間距而受些許影響。所以,也許我們不必感到驚詫,趙氏孤兒首次聽聞自己出身真相后的直接反應就是震怒、劇痛以及大恨。他不僅要立刻置義父于死地,甚而還希望其在最大限度的痛苦中死去：“摘了他斗來大印一顆,剝了他花來簇幾套服。把麻繩背綁在將軍柱,把鐵鉗拔出他斕斑舌,把錐子生挑他賊眼珠,把尖刀細剮他渾身肉,把鋼錘敲殘他骨髓,把銅鍘切掉他頭顱！”（《第四折》）不過,即便最后他讓義父落得個“釘上木驢,細細的剮上三千萬,皮肉都盡,方才斷首開膛”（《第五折》）的慘烈結局,卻依舊認為這“也消不得俺滿懷惆悵”（《第五折》）。記憶可以恢復,而損失終難恢復,故此趙氏孤兒的惆悵是任何泄恨的方式都無法抵消的。但無論如何,趙氏孤兒還是應當感激自己的記憶,畢竟這種恢復性記憶有效剝離了他同義父間應有的情感瓜葛,從而使其幸免于情理矛盾所招致的更大痛苦。也正是因為躲避了真正的痛苦,所以趙氏孤兒才只剩下了所謂的惆悵。

依照柏格森的觀點,記憶的“基本要素就是具有時間性”①昂利·柏格森.材料與記憶[M].肖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66.,可趙氏孤兒令我們看到的記憶卻是一種非時間性。這種非時間性即是對于情感的超越性記憶,憑借于此,趙氏孤兒的仇恨對象方才能夠全面轉向義父的身體。事實上,這個身體就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一個可以與趙氏孤兒沒有一絲關聯的存在。不論其如何打擊這一身體,自己都不會有任何條件反射性的疼痛,因為移情的通道已被趙氏孤兒記憶的功利選擇所阻斷。對義父身體的殘酷折磨既證明了趙氏孤兒的無情,亦昭示出了他的遺忘。抑或說,趙氏孤兒的記憶一直就是由作者的道德理性所把持著的。也正是此種理性決定了他對程嬰而非屠岸賈的信任。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趙氏孤兒記憶的非時間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意在表明屠岸賈本身的非時間性,即惡的非時間性。這樣一種動機儼然是想否認屠岸賈或惡的存在,而對其身體無動于衷的肢解也委實在證明著他的不存在。列維納斯曾試圖用“臉”來認證人類自我的真實存在,在他看來：“所謂臉是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顯示、存在者人格的顯示?！雹诎Ｂ瑺枴ち芯S納斯.自由與命令[M]//陳行,譯.漢娜·阿倫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孫傳釗,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可在趙氏孤兒面前的屠岸賈卻似乎是無臉的；我們看不見其面部的存在,即便是在他慘遭凌遲的時刻,我們也沒能目睹其臉上的表情。的確,對于趙氏孤兒這些正義者來說,無臉的屠岸賈就是不存在的。暴力之所以能夠如此暢通無阻,恰是由于他們避開了對方的臉、對方的眼睛,僅僅看著對方的身體——那與人/生命之存在仿佛并無聯系的靶子。趙氏孤兒們在此針對屠岸賈實施了“去人性化”處理,這是津巴多的一種說法：“當某些人將另一些人從身為人類一員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時,就是去人性化?！雹鄯评铡そ虬投?路西法效應[M].孫佩妏,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10：353,349.不過,去人性化去除的不只是敵人的人性,更有自身的人性。當趙氏孤兒得以將義父的身體與歷史割離開來時,實際上他也是在將自己從歷史當中摒除出去。歷史被其充作了否定惡之存在的代價。他真的以為惡會同歷史就此一道永久消失,而事實僅是他已在無知中放棄了未來。

二

因為沒有未來的視角,故而趙氏孤兒不可能像哈姆萊特那樣提出“to be or not to be”（這里可以譯為“去是或者不去是”）的問題。哈姆萊特的此種躊躇所關乎的不僅僅是我們素常以為的生死問題,而更是趨向未來的一種無可逃脫的存在方式（去是）。在他這里,死亡并非終結,“因為當我們擺脫這塵世的喧擾時,在死亡的睡眠里又可能有何夢到來,這一定會令我們躊躇不前”①莎士比亞《哈姆萊特》中的引文系本人根據美國紐約Simon＆Schuster Paperbacks 2012年7月版本譯出,同時參考了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譯本,后不贅注。。死亡帶給我們的是充滿未知的恐懼,它是某種不確定的存在。它“迷惑著意志,使我們寧可忍受已有的不幸,也不愿飛往那一無所知的別處”?？謶衷从诠啡R特的未來意識,而這也卻恰是趙氏孤兒無所畏懼的一個重要原因。換句話說,深令哈姆萊特感到恐懼的無知,來到趙氏孤兒這里則變成了勇氣的源泉。有鑒于此,趙氏孤兒愿意以死求得仇人的徹底了結,可哈姆萊特無論如何卻無法滿足于此點。所以,趙氏孤兒的復仇必須是雷厲風行又酣暢淋漓的,而哈姆萊特的此舉卻只能是優柔寡斷且磕磕絆絆的。但是,由于我們往往看不到后者復仇背后所隱含的那層深意,因此全名《丹麥王子哈姆萊特的悲劇》一度也被我們譯作《王子復仇記》。既然只是從中看到了復仇,那么我們所能期待的便唯有行動了。結果,這個憂郁的王子卻只有一再令我們深感失望。不應忽視的是,其實哈姆萊特在最初聽聞父親的冤情時,也曾是十分急切的反應：“趕快讓我知道情況,我好用如冥想或愛念一樣迅捷的翅膀,快速掃蕩向我的復仇?！比欢?在得知殺父仇人就是自己的叔父克勞狄斯之后,哈姆萊特的行動渴望于剎那間便轉為了記憶的準備：“記住你？唉,你這可憐的亡魂,趁記憶尚在這個心煩意亂的腦袋里擁有一席之地的時候。記住你？沒錯,我要從我記憶的表格上抹去所有瑣碎、愚蠢的記錄,所有書本上的格言,所有套話,所有過去的印象,獨獨讓你的命令活在我大腦的書卷里,不容低劣物質的摻入。是的,蒼天作證！”這是一番幾乎不見憤怒的表白和誓言,此時此刻,哈姆萊特似乎尚未得以從惶惑的心緒當中抽身。這種情狀注定了哈姆萊特是不可能馬上就采取行動的。面向未來的他置身于歷史那里,置身于時間之中,他的行動有著太多的約束。哈姆萊特的復仇對象沒有那么簡單,他是自己的叔父,如今又成了自己的繼父。而且,父親的亡魂當初曾經向他交代過：“但是,不管你怎樣付諸行動,既不要玷污自己的心靈,也一點不要讓自己的靈魂盤算著去忤逆你的母親?！蹦敲?如何復仇才不致玷污自己的心靈,又算不忤逆自己的母親呢？為此,哈姆萊特不能不陷入深思和彷徨。畢竟,要做到這兩點似乎沒那么簡單。此外,由于深思,哈姆萊特在復仇之路上隨時都可能會意外想到遏制行動的理由。比如,在終于遇到殺死仇人的良機時,他卻因驀然想到對方正在祈禱而被迫放棄：“這也需要審視一下：一個惡棍殺了我的父親,就為這個,我,他的獨生子,卻要把這個惡棍送入天堂。嗨,這簡直是他該酬勞我的事情,不是什么復仇。他趁我的父親盡享俗樂、所有罪孽如五月春花盛開之際結果了他；誰知道他存儲在上帝那里的賬目究竟怎樣？不過,依照我們的處境和思路,想必這筆孽債是沉重的。而我能在這恰恰適宜其死亡的時刻就此復仇,將正在洗滌靈魂的他干掉嗎？”這一情形再次證明,單純的死亡并非哈姆萊特想要施加給仇敵的結局。即便他又說“將劍收起,讓你見識一個更加可怕的機會吧”,但這也仍不意味著他可能有像趙氏孤兒那樣折磨對方身體的意圖。根據哈姆萊特的品性,我們不難判斷,此種做法勢必是與父親“不要玷污自己的心靈”這一要求相悖謬的。

思考延宕著行動,延宕著暴力,最為關鍵的是,它延宕著殺人。思考所產生的懷疑從根本上暫時中止了可能的憤怒,并且促使哈姆萊特必須首先要去落實自己的懷疑。為此,他有意為克勞狄斯安排了一場試探性的戲劇演出。而趙氏孤兒因為沒有這樣的懷疑,所以他能夠在第一時間里立馬就將自己的一腔憤怒付諸行動。相比之下,這亦再度證明了哈姆萊特才是一個擁有責任意識的主體。他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就不得不用事實來印證父親亡魂的話語并非虛言。即便是超自然的神力和親情也無法打消他的懷疑,此種情狀恰恰表明哈姆萊特的責任感是由自身的獨立和自由人格所賦予的。趙氏孤兒因為沒有這樣的人格,所以根本就無以為自己的行動負責。當然,他也無需做出判斷。無需做出判斷的趙氏孤兒是不會犯錯的,因為他并不知曉何謂錯誤。而這對于哈姆萊特說來卻是難以規避的,例如,一直審慎行事的他終究還是由于未能克制住一時的憤怒而錯殺了波洛紐斯。哈姆萊特自己也承認這是“一種血腥的行為”,“幾乎和殺死一個國王,繼而嫁給他的兄弟一樣的壞”。不管他有多么討厭波洛紐斯,但那畢竟是其所愛之人奧菲莉雅的父親。父仇未報,哈姆萊特卻又為此再讓自己背負上一筆良心的債務,并為自身不幸命運埋伏下了致命的禍根。責任是為了避免錯誤,而錯誤又總是喜歡伴隨在責任左右。困頓重重的哈姆萊特將復仇行動變成了哲學的思考,他的裝瘋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真正的瘋癲,屬于思維矛盾的合理狀態；他的心靈正承受著突越極限的痛苦。而且,有悖于理想的糟糕現實,真假是非的顛倒以及父親亡魂的現身等等,這些也無不分外加劇著現實的非現實化,致使哈姆萊特被迫承受著理性與非理性的撕扯。哈姆萊特本身的悲劇性意義也正源于此。雖然,即便是克勞狄斯也認為“確實沒有哪個圣所應該對兇手加以庇護；復仇應該不受限制”,可在哈姆萊特這里,天經地義的復仇卻難能那么簡單。一方面,在理智上他明白“要成為真正的偉大不是未經有力論證就去輕舉妄動,而是當榮譽處于危急關頭,哪怕為一根稻草也要據理力爭”；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又難以接受自己的這種躊躇不前：“那么,既然我有理由,有意志,有力量,有手段去干,我不知道為何到了現在我還只是一直說著‘這事要干’；過于精密地思考著這一事件,這究竟是屬于野獸般的沒有頭腦,還是屬于某種怯懦的顧慮（僅有四分之一智慧,四分之三皆是膽怯的一種思考）”。思考也導致了哈姆萊特對于自己的不滿,有意無意地,他將所有復仇的壓力都堆積在了自己身上。似乎,復仇使其發現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敵人。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哈姆萊特的偉大正體現在他對偉大的思考上,而行動之于他的偉大完全是多余的。也可以說,他的偉大即是思考之于行動的遏制,理應視為精神的勝利。不,這同我們所謂阿Q的“精神勝利法”全然無關,要知道,阿Q在本質上是沒有精神的。哈姆萊特的精神勝利即顯現于無法徹底通過行動體現出來的正義,卻在他的思考那里得到了實現。利科認為復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①利科.公正與報復[M].杜小真,編,譯.利科.利科北大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這儼然就是對哈姆萊特精神的呼應。

三

哈姆萊特對于偉大的追隨必然包含著對于正義的追隨,但是復仇之舉本身卻成為了他走向正義的障礙。于是,哈姆萊特必須陷入憂郁,只有憂郁的心靈方才是無力殺人的。事實上,所有清除心靈憂郁的企圖或許也都是為殺人做好準備的。這不由令人想起俄羅斯作家左琴科,他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印證了這一點。在整個青春時光,憂郁都是為他所青睞的：

詩人寫纏綿悱惻的詩,為自己的傷感而自豪。

“傷感襲上了我的心頭——它是我的圣母,是我白發蒼蒼的主母?！蔽曳磸鸵髟佭@兩句詩,只是記不起作者是誰。

我所傾慕的哲學家們對憂郁癥的評價是敬重的?？档聦懙溃骸皯n郁癥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憂郁的氣質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隨著才華?！?/p>

把劈柴添進我暗淡的篝火中的不僅僅是詩人和哲學家。說來也怪,在我那個年代,憂傷被認為是善于思考的人的特征。在我那個圈子里,是凡沉思的、憂郁的甚至厭世的人都備受尊敬。

簡言之,我那時認為對生活持悲觀態度乃是善于思索、感情細膩、出身貴族的人應當持有的唯一態度。而我正是貴族出身。

因此我認為我患有憂郁癥是正常的,我的憂傷和某種程度的厭世正是我的特征。而且看來不只是我一人智能的特征?？磥?是一切力求使自己的意識高于動物的意識的人的特征,是一切這種人的智能的特征。①米·左琴科.日出之前[M].戴驄,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8-10.

今天看來,左琴科之于憂郁的此種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進入社會主義年代的他卻突然開始極力否定起自己曾經的認知：

然而這樣想是錯誤的?，F在我懷著幸福感向各位宣告,我這樣想是犯了可怕的錯誤。

這個錯誤當初險些送掉我的性命。

那時我想死,因為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1914年秋天,爆發了世界大戰,我離開大學,參加了軍隊,準備以死報國,這樣死就不是輕于鴻毛了。

不料在戰爭中我反而不再憂傷了。即使憂傷偶爾襲來,很快也就過去了。在槍林彈雨之下,我平生第一次覺得自己幾乎是幸福的。②米·左琴科.日出之前[M].戴驄,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8-10.

憂郁的左琴科在殺人的戰場上找到了幸福感,進而終于有了將憂郁作為病魔擺脫的機緣。憂郁總是慫恿著他去自殺,而殺人則是擯棄這一沖動的有效手段。此種邏輯難道是想告訴我們：消滅他人才是能夠拯救自己的最佳方式？那么,左琴科針對自身憂郁情緒的全面夾擊,我們只能在實質上將其理解作為屠戮他人而奏響的序曲了。確實,左琴科參與的戰爭是所謂正義的,但哈姆萊特的復仇不同樣也是正義的嗎？為正義的殺戮感到幸福而非憂郁,這是正義心靈的所為嗎？它不恰恰證明了左琴科所關注的“人的智能的特征”的喪失嗎？哈姆萊特希望成為偉大的,正是因為只有人才是可以成為偉大的,而其憂郁和思考的過程恰是偉大之人不可省略的成長過程。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憂郁“是精神的歇斯底里”③克爾凱郭爾.非次即彼[M].京不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240-241.,它渴望著崇高,因此“通常只會發生在那些有天賦的人們身上”④克爾凱郭爾.非次即彼[M].京不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240-241.。憂郁呈示著人的精神性存在,是人性的本質特征之一；毫不憂郁的趙氏孤兒壓根就是沒有精神維度的,故而也就只能以渺小映襯著哈姆萊特的崇高。渺小的趙氏孤兒不會想到自殺的問題,所以在殺人時才可以做到無所顧忌。然而,這仍舊抹煞不了哈姆萊特比趙氏孤兒更是一個戰士的事實,誠如卞之琳所說,他“不但顯出了是一個社會戰士,而且顯出了是一個勇于探索的思想戰士”⑤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1.。只是,一個思想的戰士常常要比一個行動的戰士付出的代價更多。我們已然看到了哈姆萊特所犯下的致命錯誤。這種錯誤將使得哈姆萊特那正義的行動最終必然也要殃及自身。需要指出的是,哈姆萊特的這種殃及并非出于自愿,因為他的責任感絕不允許這一點。但是千真萬確,盡管哈姆萊特最終得以成功復仇,卻是搭上了母親、自己以及奧菲莉雅兄長的性命；其中還當包括奧菲莉雅本人。悲劇不在于針對卑劣仇人的傷害,而在于這一過程中給予所愛之人的傷害,即對自我的傷害。正義的復仇終使哈姆萊特于親情、友情以及愛情之中飽罹苦難。哈姆萊特用生命向我們詮釋的正義是充滿了悲劇性的,他仿佛試圖告知我們,人間的正義遠遠不是我們想象的那般簡單。用理想的正義之愛去擁抱現實的邪惡,這究竟該如何成為可能？始終是為未來而生的哈姆萊特于彌留之際一再懇求自己的摯友霍拉提奧暫且做出犧牲,繼續存活在這個嚴酷的世界里,以便向人們告知自己的故事,為的就是免得其名譽遭受損傷。此種對于未來的牽掛與其說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不如說是之于一個公正事實的關懷。這亦再次表明,哈姆萊特并不將死亡看作一切的終結,它毫不比活著更值得成為一種懲罰。因此,哈姆萊特的猶豫在某種程度上便延宕成了寬恕。雖然這猶豫或寬恕不是自覺和明確的,但卻是其在思考實踐中為正義意外注入的一個內容。此外,一個不應忽視的事實是,克勞狄斯的死可謂自食其果,而并非哈姆萊特直接所為。也就是說,在懲罰克勞狄斯的罪惡這一問題上,哈姆萊特終究沒有表現出樂觀主義者們所期待的那種仇恨和殘酷。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的亦正是哈姆萊特個人擁有的寬恕情懷。的確,基于愛的寬恕要比基于仇恨的報復更能接近正義。但問題是,這寬恕如何真正能夠致使罪惡之人悔過而又可令受害者的權利獲得保障？復仇真的是可以消除的嗎？聽上去,巴雷特針對埃斯庫羅斯《復仇女神》所闡發的觀點也不是沒有道理：“她們是人生的比較陰暗的一面,但是也以她們自身的方式和另外一面同樣神圣。其實,要是沒有她們,就根本經驗不到神圣。如果沒有怕得震顫或懼得發抖,人就永遠無法面對他自己或他的生命；他就只會漫無目標地漂泊進虛幻不實的拉普特王國?！雹偻ぐ屠滋?非理性的人[M].段德智,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299.還有,既然正義的出身本就與法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如同穆勒所言“構成正義這個觀念的‘原始觀念’或原始要素,無疑就是遵從法律”②約翰·穆勒.功利主義[M].徐大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8.；那么,法律的強制性懲罰本質便儼然注定了正義的某種殘酷性。對此,哈姆萊特最終也未能用思考或行動給出答案。不過,哈姆萊特在那個久遠時代制造的這一問題本身已經足夠偉大。即便是在今天,正義也依舊是作為一個問題處于不斷的協商之中,現代人的理性之于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方案仍然感到無能為力。然而,正是因為問題的存在,死后的哈姆萊特卻在繼續生長著,而仍然活著的趙氏孤兒則早已經停止了成長。

不難明曉的是,所謂不共戴天的嫉惡如仇思想始終是善惡難以達成和解的一個根本性障礙。善之于惡無法給予的寬恕不是由于善本身的不夠強大,便是由于其對惡之本質的一無所知。正是基于這兩點,善才偏執地發展出了一種單純仇恨的正義意識形態。事實上,唯有先行站在愛的立場上,即一個真正強大者的立場上,我們方有可能萌生出嘗試去了解惡的愿望。米奇利說的沒錯：“沒有一個真正的敵人是具有無限敵意的。所有的敵人都具有特定目標,而在這樣的目標中間,妥協幾乎總是可能的?！雹郜旣悺っ灼胬?邪惡[M].陸月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130.

Different Ethics of Revenge in The Orphan of Zhao and Hamlet

LU Wenb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The Orphan of Zhao；Hamlet；ethics of revenge；difference

The Orphan of Zhao and Hamlet,two tragedies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respectively,treat the issue of revenge very differently,representing the distinct attitudes toward life of China's“Bitter Play”and Western“Tragedy”.An analysis of how revenge is dealt with in the two plays will reveal,in profound depth,their cognitive differences at the moral level.

路文彬,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外文學及文化倫理。

I230

A

1009-9506（2015）09-0001-07

2015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