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學視角審視新聞與傳播
——評《宋代新聞傳播與政治文化史稿》

文/詹歆睿

以史學視角審視新聞與傳播
——評《宋代新聞傳播與政治文化史稿》

文/詹歆睿

新聞史是評述和研究人類從事新聞活動的歷史，其發展狀況始終受到社會歷史環境的制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具備史學研究的動態特征。由于我國古代的新聞傳播行業發展程度有限，且易受科技、交通等多種因素影響，新聞史研究工作的開展一直以來處于被忽視的弱勢地位。事實上，古代中國長時間處于君主集權統治之下，新聞傳播與政策時局關系密切，因此以特定時期的政治文化為切口，可以一窺輿論新聞從產生到衰微的演變過程。由劉大明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的《宋代新聞傳播與政治文化史稿》一書，從宋代政治史的有關材料入手，將時代特征顯著的邸報新聞傳播、謠言傳播、圖書出版傳播等活動納入視野，兼具論述宋代的政治、文化、軍事等領域的具體情況，全面展示了宋代新聞活動的繁榮。本書既屬于新聞學研究領域的佳作，又不失史學研究的客觀嚴謹，是以史學視角審視新聞與傳播的一部力作。

從歷史文獻管窺新聞活動。本書分為上下兩編，相比較而言，上編內容豐富詳實，緊緊圍繞著宋代新聞史的相關內容進行論述，論旨相當集中明確。作者首先對大量歷史文獻資料進行匯總、閱讀及考察，將眼光聚焦到古代官報之邸報的內容上，管窺宋代邸報的新聞活動。

通讀文本后，不難發現本書使用的主要文獻資料是曾棗莊、劉琳主編的《全宋文》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的《全宋詩》。在作者看來，這兩部書對宋代新聞邸報的記錄是最為真實的，因為這些作品大多來自貶謫他鄉的作家之手，他們是當時邸報系統的直接參與者。這些材料的作者，往往親自參與了宋代新聞活動的發展歷程，其記錄毫無疑問既有歷史學的可靠性，又有新聞學的專業性。同時，作者善于剪裁書中選取的材料，能夠通過邸報作者的不經心之言，尋覓出重構宋代新聞史的線索。如該書第二章選取的寇準罷相后的朝廷邸報記錄，便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作者利用《寇相公家傳》的一手歷史材料重建了寇準罷相后的反應；另一方面，又通過《家傳》中“真宗聞邸報而嘆曰：真忠臣也”的記錄，來探究邸報對君王施加的影響，進而證實了宋代邸報在傳遞新聞時的即時性與深刻性。這些方面，均可以看出作者試圖通過歷史文獻的客觀記載審視宋代的新聞活動，尤其是宋代邸報在新聞史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除了借助歷史文獻資料分析宋代的新聞活動之外，作者將學術界很少關注的詩歌同時納入新聞史的研究視域中，可謂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這在一定程度上開拓了新聞史研究的新思路。這方面，作者主要參稽的資料是《全宋詩》。從宋代初期的歐陽修到中期的蘇東坡，再到后期的李清照，作者將這些詩人的詩歌所隱含的新聞學研究價值挖掘出來，肯定了宋代詩歌對于新聞邸報的有效反映。海量的詩作顯然成為反映宋代政治新聞狀況的力證，而作者充分肯定宋代詩作在反映北宋與遼、金、西夏作戰方面的新聞價值，并表明這一新聞價值在史書之上。

從政治謠言反觀傳播之力。作者在考察正史記載的同時，也不忘以政治謠言為研究對象，分析新聞傳播的強力以及政治防控體制的建立。針對這一內容，作者采取的依舊是宏大的史學視角。

通常而言，謠言大多產生于民間，卻較為集中地被史官記錄，進而成為史書記錄的文本。本書中，作者側重研究宋代筆記小說所記錄的政治謠言，例如，宋太祖私立禁碑以保護知識分子；再如，宋真宗派人制作鳳凰模型以反映其治國成就等，都可以看作是宋代政治謠言興起的表現。而在以往學者的眼中，政治謠言都屬于無稽之談，但作者將這些謠言傳播的途徑加以分析，指出任何謠言都并非空穴來風，政治謠言同樣具備相應的可信度。這一結論說明作者能夠從浩如煙海的宋代文獻中梳理出一條說服人的邏輯，并用簡潔明了的語言加以解析。

書名：宋代新聞傳播與政治文化史稿作者：劉大明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7年2月定價：48.00元

作者選擇政治謠言為研究對象，主要是為了探究宋代的新聞系統對政治謠言的控制，即政治防控體制方面的研究。這一部分，作者采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通過對發生在元祐三年（1068年）“烏臺詩案”的分析，來把握宋代官府對于政治謠言的處理方式。眾所周知，北宋政府對于文人干政的情形持有較為開放與包容的態度，并沒有采取極端的扼殺措施。本書介紹稱，宋神宗尤其悲天憫人，將蘇東坡在詩歌中的敏感詩句歸罪于政治謠言的捕風捉影，從而將蘇東坡從死囚牢中保釋出來，并授蘇東坡以杭州太守之職，終于成就了蘇東坡在杭州的政績。作者認為，這便是新聞邸報得到防范之后，對現實政治的重要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政治防控體制方面的研究，本書采用的是數據統計法，這從側面反映出作者對自然科學方法的倚重。作者通過分析宋仁宗、宋神宗和宋英宗三代史書所記錄的北宋政府防范民間政治謠言的案例，發現有80%出自文人炒作，20%則屬于民間的訛傳。很明顯，文人炒作是民間謠言產生的重要原因。這些內容的介紹是作者發掘歷史文獻資料后，從傳播角度對政治謠言的防范與控制進行的分析。

從圖書出版審視傳播渠道。圖書出版對新聞傳播的意義是作者著力探究的又一方面。圖書出版是新聞傳播的關鍵渠道，而宋朝雕版印刷術的盛行為新聞傳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在本書的上編部分，作者基于這一考量，同樣以史學視角審慎地分析了宋代圖書出版以及出版規約等方面的內容。作者首先分析了宋代官員的文人出身，這些文人往往會將作品印刷出來，一來供自己保留紀念，二來方便與好友交流切磋。這些作品不可能對日常政務毫無反映，這便造成了其作品含有新聞價值的可能，而一旦其作品具備了新聞價值，同時又借助刻本的形式加以傳播，那么這些作品對于當時的新聞邸報便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本書不僅關注宋代邸報的內部系統研究，還不忘將出版事業之盛行對新聞邸報的重要影響放在一定高度上考察，這體現出作者全方位、多元化的學術眼光，共時性的研究方法為本書增色不少。同時，作者自覺使用歷史文獻及相關文學記載，并從內容層面延伸到社會背景，從圖書出版延伸到出版風險治理，進一步將史學滲透到新聞學的研究中，這同樣能看出作者具有宏闊的學術視野，全面展示了宋代新聞傳播、圖書出版、出版治理等方面的繁榮景象。

以政治史合理銜接新聞史。本書下編的題目是“政治文化與軍事”，是從政治史的視角出發合理銜接新聞史研究，而從宏觀來看，政治史亦是史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下編的政治史角度實質上是從宋代政治頂層設計來探究新聞邸報的發展，作者對政治史的高度重視，說明最能影響新聞邸報發展的是北宋文治的國策。這體現出本書由此及彼、追本溯源的研究特色，能夠深入宋代的政治政策考察新聞活動的整體性，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獨到的研究視野。

眾所周知，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在從事新聞邸報工作時，都滿懷才情與熱情，這直接造就了北宋新聞邸報的文學色彩，促進了新聞傳播學的成熟。本書下編由此分析了北宋文治對邸報新聞產生的三方面影響。

第一，作者認為，“文人議兵”現象是促進北宋新聞邸報發展的重要因素。通過大量數據的統計，作者發現，構成北宋新聞邸報主體的是戰事報道，這與北宋同時與遼、金、西夏三個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歷史情境有著絕對關系。而“文人議兵”的風俗自然為新聞邸報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因為文人的創造力是提升新聞文本質量的保障。此外，作者認為，宋代開放的文化政策也為新聞邸報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因為當宋代政府放寬輿論報道之后，新聞邸報的發展便不再受到政治壓力的干涉，從而逐漸走上了較為自主的路線。

第二，作者從宋代新聞學的創作主體與政治主體——士大夫對新聞邸報發展的作用展開論述。這里著重強調的是士大夫“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戰略觀對新聞邸報發展產生的影響。由于宋代士大夫對政治形勢有著預判作用，所以他們才盡力尋求適宜的平臺，將這種預判傳遞出去，而新聞邸報恰好是影響力最大的平臺。這也是作者將政治史的視角切入到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得到的收獲。

第三，作者分析了北宋文人馭將與用人觀念對新聞邸報的影響。在作者看來，宋人這種較為前衛的政治理念，使得新聞邸報發揮了最大程度的宣傳作用，同時也促進了這種傳播形式的發展。

政治史視角看似突兀，實則合理地銜接了新聞史的研究，是對宋代新聞邸報發展與成熟進行的深入解讀。這從側面反映出作者思維的活躍與治學的嚴謹，使得本書的論述變得更加真實可靠。嚴格來講，本書并不是單純的新聞傳播學著作，而是有效將史學研究的有益經驗加以引進而完成的跨學科著作。

作者單位 渭南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