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節鎮體制研究

陳俊達 楊軍

提 要：遼代節鎮體制與晚唐五代一脈相承，與宋代節度體系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遼代節鎮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轄支州（屬州）。節度使通過帶本州刺史銜管理本州，同時加觀察使銜統領支州?！哆|史·地理志》關于“節度州”統刺史州的說法不夠準確，應為“節度使”統州。遼代節鎮在行政、軍事、財政上直接隸屬于中央。遼代實行的是中央—節鎮—州—縣的管理體制，節鎮為遼代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這是唐五代節鎮體制與遼代地方分權政治結合的產物。

關鍵詞：遼代；節鎮體制；節度使；本州；支州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09

節鎮體制形成于唐后期。1唐代節鎮除本州（治州）外，亦轄支州（屬州）。節度使往往帶本州刺史銜以管理本州，并通過加觀察使銜統領各支州。節鎮體制歷經晚唐五代的發展，至宋代，通過削除節度使的支州，使得“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2節度使罷領支州，遂成為一州之長。宋代各州長官的等級差別，使州形成了節度州、防御州、團練州、刺史州四等。余蔚將上述宋代州的等級體系稱作“節度體系”。3《遼史·地理志》記載遼代的州，亦有節度、觀察、防御、刺史之別，4但考諸墓志可以發現與《地理志》記載不盡相符的情況。例如，墓志中屢見節度使領本州刺史的情況，5即是繼承晚唐五代的體制，與宋代通過削除支州而形成的“節度體系”迥然有別。遼朝引進了晚唐五代的節鎮體制，并對其加以改造，呈現出一種與“唐—五代—宋”不同的衍變模式。

對于遼代節度使與節鎮，學界有一定研究，但對節鎮體制則少有論及。1本文擬從《遼史·地理志》所載節度州制度入手進行考辨，探討遼代節鎮的上下統屬關系，以及遼代節鎮體制在唐、元間地方行政制度演變中的地位。

一、遼代節鎮體制與行政區劃

遼代節鎮的統屬關系分為上屬關系與下屬關系，下屬關系即節鎮體制下的地方行政區劃問題?！哆|史·地理志》將遼代的州自上至下分為4個等級，即節度州、觀察州、防御州、刺史州。2《地理志》主要反映的是興宗重熙年間的情況，3據此至遲重熙年間，州的等級制度在遼朝已經確立，節度州是其中最高的一級。

據《遼史·地理志》記載，遼代共有47個節度州，其中成州和懿州重出：成州初隸上京，道宗清寧年間改隸中京；4懿州同樣初隸上京，清寧七年（1061年）左右改隸東京。5故實際上只有45個節度州。另外，云內州于清寧初年方升為節度州；6徽州在重熙年間降為刺史州。7研究者考辨比定《地理志》各節度州的記載，認為其史源主體部分可追溯至興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蕭韓家奴、耶律庶成等所撰《實錄》（即遼代第二次纂修的《實錄》）。8那么，在重熙十四年時，遼朝境內共設有44個節度州。據《遼史·地理志》，44個節度州向下的行政統屬關系可分為3種類型：

1，節度州統刺史州。包括開、保、海、淥、顯、乾、沈、遼、同、信、錦、來、平、奉圣、朔，共計15州。如平州統州二、縣三：盧龍縣、安喜縣、望都縣、灤州、營州（詳見表1）。

2，節度州不轄刺史州，直接統縣、城。包括祖、懷、慶、泰、長春、儀坤、龍化、9饒、辰、貴德、通、雙、咸、蘇、復、祥、宜、（白）川、2建、豐、蔚、應，共計22州。如祖州統縣二、城一：長霸縣、咸寧縣、越王城。

3，節度州不轄刺史州、縣、城。包括徽、成、懿、渭、鎮、興、賓，共計7州。

《遼史·地理志》的記載反映了遼代地方行政區劃的一些情況，然而如本文伊始所述，考諸出土墓志，《地理志》反映的情況與實際不盡相符。本文從以下3點展開論述：

第一，《地理志》不言節度使領本州刺史的情況，而由墓志中遼代節度使的結銜可知，節度使通過帶本州刺史銜管理本州。如太平元年（1021年）《耶律霞茲墓志》記載耶律霞茲的結銜為“昭德軍節度使、沈巖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沈州諸軍事、沈州刺史，封漆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3耶律霞茲作為昭德軍節度使，沈州為其本州，故耶律霞茲帶沈州刺史治理本州，同時帶觀察使銜統領刺史州巖州。需要注意的是結銜中“使持節沈州諸軍事”并不代表節度使。遼制與唐制相

同，刺史亦帶“使持節”銜。宋人趙彥衛《云麓漫抄》云：“唐制：諸州有軍，故刺史銜帶使持節某州諸軍事某州刺史”，1例如唐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周仲隱墓志》記載志主的結銜即為“大唐故上柱國、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唐州諸軍事、唐州刺史、平輿縣開國公”。2又據遼景宗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載，王裕在任盧龍軍節度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后，“就加順州刺史，崇祿大夫、檢校尚書右仆射、使持節順州諸軍事、行順州刺史”，王裕任順州刺史時，帶“使持節順州諸軍事”，可見王裕任刺史，加使持節某州諸軍事；而后他“改授崇義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崇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宜州諸軍事、行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進封瑯琊郡開國侯，加食邑五佰戶?！?崇義軍為宜州軍號，王裕任節度使，帶“使持節宜州諸軍事、行宜州刺史”。就此來看，遼代節度使與唐代一樣，兼任本州刺史，且帶刺史整套結銜。

遼代節度使帶本州刺史的例子，除了上文列舉的兩個外，還有很多。如重熙二年（1033年）《蕭琳墓志》記載蕭琳的結銜為“臨海軍節度使、錦、嚴、來等州觀察處置使……使持節錦州諸軍事、行錦州刺史……”4再如咸雍七年（1071年）《蕭闛墓志》記載蕭闛的結銜為“遼興軍節度使、平、灤、營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使……”5正是由于節度使領本州刺史，使得節度使本州內部亦呈現出節鎮—州—縣三級管理體制。如壽昌三年（1097年）的《賈師訓墓志》記載：“改錦州永樂令。先是州帥以其家牛羊駝馬，配縣民畜牧，日恣隸仆視肥瘠，動撼人取錢物，甚為奸擾。公至縣，潛諷民使訴之。其始至者一二人，公叱左右逐出之。其次至者十數人，公又叱之不顧。其后得人三百告公，公遽署其狀白州。州白其帥，帥懼，促收所俵家畜以還?！?州帥指節度使，永樂縣為錦州屬縣。7由賈師訓署其狀白州，州白其帥的過程，知節度使本州內部亦為鎮—州—縣三級。是故，上述《地理志》載節度州類型 I ，節度州統州×縣×，縣即直屬節鎮本州（刺史由節度使兼任）。

第二，《遼史·地理志》記載節度州統刺史州的說法不夠準確，由墓志中遼代節度使的結銜可知，節度使通過加觀察使銜統領各刺史州，這是節鎮體制最核心的體現。8本州加支州構成節鎮，這樣才能使得節鎮成為高于刺史州的一級行政區劃。（詳見圖1）

由圖1可知，本州A+支州B+支州C=節鎮。

若依《地理志》認為節度州是高于刺史州的一級行政區劃，那么圖中ABC加在一起叫做節度州，如是則A叫做什么無法解釋。若A叫做節度州，則ABC加在一起稱之為何，又無法解釋。作為高一級的行政區劃，要將低一級的行政區劃含蓋在內，只有按照節鎮體制去理解，才能解釋得通。以平州遼興軍為例，其下轄灤、營二刺史州，平州實為遼興軍之本州，而非灤、營的上級行政區劃，三州并隸節鎮（遼興軍），故太平七年（1027年）《耶律遂正墓志》記載耶律遂正的結銜為“遼興軍節度、平、灤、營等州觀察、處置、巡檢、屯田、勸農等使……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1因此，《遼史·地理志》中稱節度州“統州”的說法應改稱為“節度使統州”，所謂“節度州”即節鎮長官節度使所治之本州，因為節度使治所，故被稱作節度州。這可能是遼人比附宋朝的結果?！锻鲞|錄》稱作“節鎮州”亦可從這一角度解釋。

節度使對支州有直接的統轄關系，從一些具體的人事安排上亦可看出。如前引王裕在任盧龍軍節度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之后，“就加順州刺史，崇祿大夫、檢校尚書右仆射、使持節順州諸軍事、行順州刺史?！?順州為盧龍軍節度使下屬支州，王裕擔任盧龍軍節度使衙官的同時，兼任支州刺史，這是節度使統領支州的一個直接證據。與此類似的是，統和十二年（994年）《姜承義墓志》記載姜承義去世時，長子、次子、六子皆兼任武定軍節度使（治奉圣州）的衙官，然其三子“攝歸化州□□衙推”。3歸化州為武定軍節度使的屬州，4亦可推論節度使對支州有人事權。

再如重熙十三年（1044年）《沈陽無垢凈光舍利塔石函記》記載耶律庶幾的結銜為“昭德軍節度使、沈巖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使持節沈州諸軍事、行巖州事……”5巖州為昭德軍節度使（治沈州）的屬州，6耶律庶幾作為昭德軍節度使“行巖州事”，表明遼代節度使在支州刺史出現空缺時，可以暫代支州事務，這是節度使統領支州的又一個證據。

最后壽昌三年（1097年）的《賈師訓墓志》記載：“（賈師訓）改錦州永樂令……又在永樂，嘗與嚴州剌史挑企回，行視其州銀冶之地?！?永樂縣為錦州屬縣，嚴州為臨海軍節度使（駐錦州）的支州。8賈師訓作為一個本州治下的縣令，能與支州的刺史一同視察支州銀冶之地，當是受命于節度使。余蔚即據此認為，“錦、嚴在民事方面，應屬一體，這是節度使對屬州的管治權的一個直接證據”。9

第三，《地理志》載節度州類型 II，不轄刺史州，直接統縣（城）的節度使，考諸墓志，亦帶本州刺史。如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記載王裕的結銜為“大遼故崇義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崇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宜州諸軍事、行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五佰戶”。10宜州崇義軍節度使僅轄弘政、聞義二縣，不轄刺史州，然而王裕作為崇義軍節度使帶宜州刺史銜管理本州。類似的例子，還有統和二十六年（1008年）《耶律元寧墓志》記載耶律元寧的結銜為“奉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使持節辰州諸軍事、行辰州刺史……”11辰州奉國軍節度使只下轄建安縣，不轄刺史州。開泰二年（1013年）《白川州陀羅尼經幢記》記載耿延毅的結銜為：“長寧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使持節白川州諸軍事、白川州刺史……”12白川州長寧軍節度使只下轄弘理、咸康、宜民三縣。

此外，《地理志》載節度州類型III，不轄刺史州、縣、城，只統本州的節度使是否帶本州刺史銜，今未見明確記載，故不排除節度使不帶本州刺史，直接以節度使身份進行管理的可能。有必要指出的是，《遼史·地理志》記載重熙十四年（1045年）有7個節鎮只有本州，不統刺史州和縣。但是造成不統刺史州、縣的原因卻是多樣的，大致有三類：其一，徽、成、懿、渭四州為頭下軍州。頭下軍州為契丹貴族建城安置掠奪來的俘虜的地方，規模有限，同時遼朝為加強對其控制，亦不會允許頭下軍州擴大規?；蛳螺犞菘h。1其二，鎮州為西北界防邊城。完全出于軍事目的而建立，沒有行政事務，“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不資丁賦?！?其三，興、賓二州，原渤海國地方建置。入遼后，興州原下轄的盛吉、蒜山、鐵山三縣，皆廢。3廢置原因《地理志》闕載，應為渤海人大量逃亡所導致的。賓州同樣應為渤海民戶逃亡，故遼遷兀惹戶來充實。4其它不轄縣（城）的刺史州（軍），情況與此相似。

綜上所述，結合墓志記載來反觀《遼史·地理志》，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遼代節鎮體制與晚唐五代一脈相承，而與宋代節度體系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唐五代的節鎮入宋后逐漸被架空而成虛職，而節度使官名卻成為州的等第留存下來。遼代節度使雖然亦有虛職，但作為實職之節度使，掌握地方實權。節度使通過帶本州刺史銜管理本州，并通過加觀察使銜統領各支州，各支州與節度使之間有著明確的行政隸屬關系，節鎮—州—縣、城地方三級行政區劃確立。

《遼史·地理志》將節度使的本州稱之為節度州，很可能是遼人比附宋制的結果。宋人所修《武經總要》雖亦將遼代節鎮記為“某州某軍節度”，但從其行文來看，實指“某州某軍節度使”或節鎮。如“乾州。在醫巫閭山之南，古遼澤之地，虜主景宗陵寢在焉。今置廣德軍節度，兼山陵都部署?！?此處廣德軍節度與山陵都部署并列，皆為職官名，故指代乾州為廣德軍節度使治所所在地。又如“新州。治永興縣。后唐同光中，升為威塞軍節度，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契丹改為奉圣州?！?知《武經總要》的作者在使用“某州某軍節度”時，仍是沿襲五代的內涵，指節度使統轄刺史州。故遼人可能是在與宋人的交往過程中，逐漸學會了宋人用州長官的名稱定義州的等級，將節度使的本州稱為節度州，時間大約在重熙年間。7

二、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

《遼史·地理志》從行政與軍事兩個方面記述了節度州的上屬關系。行政方面，分為隸屬于五京、斡魯朵、不詳3個類型。8軍事方面，《地理志》寫作兵事屬某統軍司或兵馬司、不詳兩個類型。但是《地理志》記載的各上屬關系不夠準確。學者已經指出遼代的“五京道”并非實際存在的高層政區，五京道對各州的統轄關系不成立。9余蔚認為遼代存在財政“路”、軍事“路”與民政“道”?！暗馈钡墓δ茏顬槎鄻?，最關“行政”之事，然不能覆蓋全境。財政、軍事兩種路，又非正式的行政區劃。10另外楊若薇認為隸宮州縣在行政、軍事、財政各方面并不隸屬于斡魯朵，也與《地理志》的記述不相符。11因此，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有待重新審視，下文將從行政、軍事、財政3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從行政上看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

遼代節鎮在行政上應直屬中央?！兜乩碇尽份d隸屬斡魯朵之節度州（節鎮本州）、刺史州，可能是某一時期的情況，節鎮與中央的行政隸屬可由如下3點證明：

第一，遼代節鎮在人事權上聽命于中央。這首先體現在節鎮長貳由中央統一任命、考核。如圣宗統和十三年（995年）正月，“長寧軍節度使蕭解里秩滿，民請留，從之”；1大康元年（1075年）六月，“以惕隱大悲奴為始平軍節度使”。2長寧軍為（白）川州軍號，《地理志》載時屬崇德宮；3始平軍為遼州軍號，《地理志》載屬長寧宮。4壽昌二年（1096年）的《孟有孚墓志》記載：“上方急用之，當涂無有力者推挽，改知盧龍縣，錦州節度副使，至磨勘、監臨、解由，凡五任?！?《地理志》載錦州屬弘義宮，6而錦州節度副使仍與普通州縣官吏一樣，要通過朝廷的考核方能升遷。同樣《地理志》未標明行政隸屬關系的節度州（節鎮本州），其節度使亦由中央任命。如圣宗統和十二年（994年）五月，“武定軍節度使韓德沖秩滿，其民請留，從之?！?武定軍為奉圣州軍號，《地理志》未標明其行政隸屬關系。8再如徽、成、懿、渭等頭下軍州，《遼史》中明確記載頭下軍州“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不僅節鎮長貳由中央任命，統和六年（988年）遼朝確立科舉制度以后，朝廷通過任命新取進士為地方官（尤其是任幕職官），逐漸將節鎮的用人權也收歸中央。10即使是在頭下軍州中，頭下領主的自主權也越來越小。11

第二，遼代節鎮在民事權上聽命于中央。這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遼朝中央制定節鎮的稅率，決定節鎮的稅收。據《遼史》卷15《圣宗紀六》記載：開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有詔始征商?！?2貴德州隸崇德宮，龍化州隸彰愍宮，儀坤州隸長寧宮，雙州初隸延昌宮、后屬崇德宮，遼州隸長寧宮，同州隸彰愍宮，祖州隸弘義宮，但其商稅的征收皆由遼朝中央決定。節鎮需要更改稅率時，亦不用經過五京留守或各計司，而是由節度使直接向中央申請。以開州為例，《遼史》卷31《營衛志上》記載開州隸屬于太宗永興宮。13同書卷38《地理志二》記載“隸東京留守”。14然而同書卷84《耶律抹只傳》載：“統和初，為東京留守。宋將曹彬、米信等侵邊，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繕守御備。及車駕臨幸，抹只與耶律休哥逆戰于涿之東，克之，遷開遠軍節度使。故事，州民歲輸稅，斗粟折錢五，抹只表請折錢六，部民便之。統和末卒?！?5卷59《食貨志上》亦載：“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6由耶律抹只的政績可知，其擔任的“開遠軍節度使”應為實職。而遼代軍號為“開遠”的節度州，只有開州和云內州。前文已述，云內州至道宗清寧年間方升節度，故《耶律抹只傳》中記載的開遠軍，即為開州。耶律抹只作為節度使，可以直接給朝廷上表請求更改賦稅，而不用經過東京留守與東京戶部使司。

第三，遼朝中央的詔令、賑濟等直接下至各節鎮。如《遼史》卷11《圣宗紀二》載：統和四年（986年）五月，“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7卷15《圣宗紀六》載：開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詔諸鎮建宣敕樓?！?8知節鎮直接接受中央詔敕，而不用通過京府傳達。當遇到自然災害時，遼朝直接對各節鎮進行賑濟。如《遼史》卷10《圣宗紀一》載：統和元年（983年）九月，“以東京、平州旱、蝗，詔振之?！?卷13《圣宗紀四》載：統和十二年（994年）正月，“蠲宜州賦調?！?卷16《圣宗紀七》：開泰七年（1018年）四月，“振川、饒二州饑”等。3平州《地理志》中未標明其行政隸屬關系，宜州隸積慶宮，（白）川州時隸文忠王府，饒州隸延慶宮。然而在遇到自然災害時，皆由遼朝中央直接賑濟，而不經京府、斡魯朵之手。由此可知，遼代節鎮在行政上直接隸屬于中央。

那么我們如何理解《遼史·地理志》中記載的“五京道”呢？倘據《地理志》之說，重熙十四年（1045年）時遼朝境內44個節鎮，分隸五京道，其中上京道13個、東京道20個、中京道5個、南京道1個、西京道5個。（詳見表2）本文贊同余蔚的觀點，認為此“五京道”應被視為監察區，即遼朝沿襲唐代“十道”、“十五道”遣使廉察制度，中央派遣官員廉訪、按察刑獄之地域單位。4故《遼史》中常見派遣官員“分決諸道滯獄”、5“按察諸道獄”6的記載。而到了圣宗統和年間，監察“道”有向行政區劃過渡的發展趨勢。如《遼史·圣宗紀四》記載：統和十四年（996年）十二月，“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7圣宗已經以南京道為行政區推行稅率。次年（997年）十月，“弛東京道魚濼之禁”，8亦以東京道為行政區推行相關制度。道宗初年，同樣以東京道為行政區，推行“許民假貸”制度。9由此來看，《地理志》記載一些州隸某京的變化，當為一種“準行政隸屬關系”的改變，例如興宗重熙年間開、辰、淥三州隸屬于東京留守（司），懿州先隸上京、后隸東京，成州先隸上京、后隸中京。

簡言之，“五京道”應被視作監察區，且呈現出向行政區過渡的趨勢，與節鎮漸形成一種準行政隸屬關系。終遼一世，“五京道”向一級行政區劃的過渡始終沒有完成，故遼朝始終實行的是節鎮—州—縣三級行政區劃。

（二）從軍事上看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

軍事方面，《遼史·地理志》寫作某節鎮兵事屬某統軍司或兵馬司以及不詳兩個類型。對此，有必要先對遼代節鎮的“兵事”稍作區分：一方面，遼承晚唐五代的節鎮體制，節度使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衙軍。由《遼史·百官志》可知，節度使下行軍司馬、軍事判官、馬步軍都指揮使、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等職官一應俱全。10余靖《契丹官儀》亦提到“云、應、蔚、朔、奉圣等五節度營兵”和逐州又置“鄉兵”。2這些都是直屬節度使衙的軍隊。3另一方面，遼朝在各節鎮或節鎮周圍設有駐軍，且多為部族軍。4降宋遼人史愿將遼朝這種軍隊部署方式，概括為“所在分布，諸番與漢軍，咸以爪牙相制”。5《遼史·地理志》所言節鎮“兵事”，即指駐軍而言。如天慶六年（1116年）七月，“春州渤海二千余戶叛，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6春州即長春州，兵事隸東北路統軍司，因而長春州發生的叛亂，需由東北路統軍使率領軍隊鎮壓。

由此可知，遼代節鎮與中央在軍事上的關系應分為以下3類：其一，節鎮衙軍直屬于節度使，戰時受節度使統領下作戰。其二，《遼史·地理志》反映的重熙十四年（1045年）各節鎮駐軍的隸屬關系中，其中23個節鎮《地理志》記為隸屬于各軍事機構，余下21個節鎮《地理志》不載。隸屬關系不詳的各節鎮中，祖、懷、慶、儀坤、饒、徽、成、懿、渭九州，地處上京周邊；宜、錦、川、建、來五州，地處中京周邊。上京、中京地區是遼朝腹地，是中央軍事力量直接控制的地區，7無需在各節鎮再另設駐軍。其三，除去以上14個節鎮不設有駐軍外，余下30個節鎮的駐軍，分別隸屬于各軍事機構（如統軍司、都部署司、都招討司、兵馬司）。（詳見表3）在對應的軍事機構未建立之前，節鎮的駐軍應直接隸屬于中央。如統和十三年（995年）七月，“詔蔚、朔等州龍衛、威勝軍更戍?！?龍衛軍、威勝軍應屬侍衛親軍馬步司系統，直屬中央。另外，遼代節鎮下屬各刺史州的駐軍，亦應直接隸屬于各軍事機構，而不隸屬于節度使。如《遼史·地理志》記載祺州作為始平軍節度使（駐遼州）下轄的刺史州，其“兵事屬北女直兵馬司”。1其它《地理志》未標明軍事隸屬關系的刺史州，推測其當地可能不設駐軍。

（三）從財政上看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

遼代存在財政區劃，學界已達成共識。具體說來，在遼中京、西京未建立以前，圣宗統和年間，遼代的財政區劃，“止按三京劃分三道”，后來的“西京道”、“中京道”，其財政在遼前期分歸南京三司、上京鹽鐵司管轄。2至興宗晚期，遼朝形成八個財政路，即五京路與長春路（駐長春州）、平州路（駐平州）、遼西路（駐興中府）。至遼末，這已成為正式的、常見于公文中的財政分區?！哆|史》卷28《天祚皇帝紀二》載，天慶八年（1118年）遼金談判時，即以此八路來劃分遼朝的領土。3八財政路司為：上京鹽鐵使司、中京度支使司、東京戶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都轉運司，以及長春路、遼西路、平州路三處錢帛司。4

那么，財政路在遼代節鎮與中央關系中起到怎樣的作用呢？上文指出，節鎮的稅率由遼朝中央制定，節鎮有意更改稅率，不需經過各財政機構，而是由節度使直接向中央申請。遼代路級計司實為轉運機構，節鎮根據中央所定稅率，在征收賦稅后，將上交中央的部分交于當路計司，由其統一轉運至中央。余靖《契丹官儀》載：“蕃人司會之官，雖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薊、涿、易、檀、順等州錢帛耳；又于平州置錢帛司，榮、灤等州屬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隸焉；東京置戶部使，遼西、川、錦等州隸焉；上京置鹽鐵使，饒、澤等州隸焉；山后置轉運使，云、應等州屬焉。置使雖殊，其實各分方域，董其出納也?！?所謂“各分方域，董其出納”，即掌節鎮所納賦稅錢帛，并轉運中央?！哆|史·食貨志》亦載：“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遼史》卷96《耶律敵烈傳》載：“（耶律敵烈）撿括戶部司乾州錢帛逋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戶部司即東京戶部使司，乾州為東京道下節鎮，“逋負”指拖欠賦稅，可見計司是代替中央向節鎮征調需要上交中央部分賦稅的機構。同樣《遼史·地理志》亦載，徽、成、懿、渭等頭下軍州，“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頭下軍州的酒稅亦統一由上京鹽鐵使司轉運至中央。而且，為方便轉運，遼代在一些節鎮中還設置了轉運使，如開泰三年（1014年）三月，“南京、奉圣、平、蔚、云、應、朔等州置轉運使?！?奉圣、平、蔚、云（后升為西京）、應、朔等州在當時皆為節鎮?？傊?，各財政機構是中央與地方之間財賦轉運調配的中介，與節鎮無上下級統屬關系?！哆|史·地理志》只記載各節鎮的行政和軍事隸屬，而不載其財政隸屬關系，也是各財政機構（財政路）只起到中介作用的寫實。

綜上所述，從整體上看，遼代節鎮在行政、軍事、財政上直接隸屬于中央?！拔寰┑馈弊鳛楸O察區，后逐漸向行政區過渡，但在遼代未能完成；“軍事路”為管理鎮、州駐軍的軍事區劃；“財政路”為中央與地方間財賦轉運調配的中介。三者皆非正式的行政區劃。遼代實行的是中央—節鎮—州—縣的管理體制，節鎮為遼代最高一級行政區劃。

三、余論

節鎮一級行政建制，自唐代以來一直處在由虛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向實一級地方行政區劃的過渡當中。黃巢之亂后，由于唐中央政權瀕于崩潰，節鎮在實際上已經成為實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五代節鎮延續這一特點，基本上作為一級行政區劃，只是還沒有得到制度層面的承認。1

直到遼朝，最終確立了以節鎮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劃，這是唐五代節鎮體制與遼代地方分權政治結合的產物。

遼承晚唐五代之制，節度使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轄支州（屬州）。這是遼代節鎮體制與宋代節度體系的根本差異。宋代節度使不領支州，而遼代節度使通過帶本州刺史銜管理本州，并通過加觀察使銜統領各支州，支州與節度使之間有著明確的行政隸屬關系。遼代亦有節鎮不領支州，但與宋代通過削除節度使的屬州，使得“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不同，遼代節鎮不領支州不是國家削除支州的結果，而是建立之時就沒有支州。

遼代地方行政區劃從整體上看實行的是節鎮—州—縣三級制模式，但不同地區的統轄模式又有所不同，可以稱作是“復式層級”式行政區劃。（詳見圖2）

這種“復式層級”是遼朝因地制宜的產物。南京道與西京道地區的節鎮，多為繼承原晚唐五代節鎮而來，故以節鎮—州—縣三級制為主。上京道地區所有的節鎮皆不轄刺史州，而是直接統縣、城。這是由于上京道地區是契丹內地，州縣制度的引入不盡照搬中原王朝。2且上京道各節鎮的前身多為契丹貴族私城（如儀坤州、龍化州）或奉陵州（如祖州、懷州），故未建立下屬的刺史州。因此，上京道地區以節鎮—縣和（直隸）州—縣二級模式為主。東京道地區的節鎮，多為遷渤海移民而置。渤海國仿唐制，實行州—縣二級地方管理體制，并置府作為中央派出機構統轄各州。3遼朝借移民之機，以渤海民戶為基礎建立節鎮時，因襲渤海舊制，又以晚唐五代的節鎮體制加以改造。以淥州為例，其前身為渤海國西京鴨淥府，4轄神、桓、豐、正四州，以神州為首州。遼將首州神州更名淥州，為節鎮本州（節度州），以原府名為節鎮軍號，統桓、豐、正、慕四州。5其它州的情況與此相似，東京道地區節鎮—州—縣三級制與節鎮—縣、州—縣二級制是原渤海制度的變體。至于中京道則受到中原節鎮體制、原渤海國地方行政區劃的雙重影響，且又存在大量契丹貴族私城，使得中京道地區多種模式同時并存。

晚唐五代的節鎮體制具有較強的地方獨立性，甚至是自治或割據色彩。遼朝引入這一體制，卻并未著力打壓節鎮（節度使）的權力。在遼代，不乏世代擔任節度使的世家大族，一些家族權勢的根源正是在于出現了不止一個節度使，得以把持州縣。例如韓知古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節旄，綰符印，宿衛交戟，入侍納陛者，實倍百人”；1趙思溫家族“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余二百人”。2在存世史料中，甚至可以發現父子相繼任同一節鎮長官的現象。如王郁與其子王庭鶚曾相繼任龍化州節度使。3至于宗族成員世代任職于同一節鎮，更不罕見。例如韓知古曾任彰武軍節度使，其子匡圖曾任彰國軍衙內都將，子圖育氏曾任彰武軍中軍使，其孫韓德威曾任彰武軍節度使；4曾任朔州順義軍節度使的張諫，其子張正嵩曾任朔州順義軍節院使。5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于宗族某一人物擔任節度使或刺史時，任其子弟為節度僚屬衙官所致。例如，王裕為崇義軍節度使，以其子王琢為崇義軍衙內都將，王玨為崇義軍山河指揮使，王玉為崇義軍節院使。6常遵化為廣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常守麟為廣德軍節度都知使，并通過與軍將聯姻，鞏固其地位。7節度使（副）這種“任人唯親”的方式，正是對晚唐五代的繼承，也造就了其家族勢力的持續。遼朝之所以放縱節度使、副使把持州縣，乃至任人唯親，雖有因襲舊制、因地制宜的考慮，但更源自遼朝施行的地方分權政治。

總之，由于晚唐五代節鎮體制與遼代地方分權政治相結合，使得遼朝最終確立了以節鎮作為地方一級行政區劃。遼代的節鎮體制，上承晚唐五代，但是走出了一條與唐—五代—宋不同的發展路徑。遼代的節鎮—州—縣三級統轄體制，加之“五京道”（監察區）與“軍事路”、“財政路”在地域上存在重合，使得遼代已經開始逐漸孕育出一種錢糧兵谷合一的大的行政區劃。與金代的路—節鎮—州—縣四級體制，宋代的路—州—縣三級體制，共同奠定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礎。

（責任編輯：趙軼峰）